因为记日记,我成了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去年夏天还是前年夏天发生的事,穿蓝色毛衣时发生的事(春天和秋天都穿相同的毛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说不清
我已彻底将过去交托给本子,要到那里才能追查我的过往,知道我的那一年夏天是怎样度过,这样不带记忆地行走很轻松,虽然偶尔会感到迷茫——我是谁?所以哲人说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看来记忆对于一个人也是一样。
每个喜欢写字的人,我想多少都会有这样一种动机,希望借此来保留自己的生活,使一切成为永恒,这正是铅字时代/印刷术时代的思维方式:文字,出版物使现存的成为永恒,被记录下来的历史不会消失。所以在图书是我们可获取的唯一精神养料的时代,我们都说自己热爱文学,都梦想成为作家,因为作家有使平凡成为永恒的魔力,写作正是那根点石成金的魔杖。
80 90年代,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信仰,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然而后来我们却很少听到“文学青年”这个熟悉的称呼,连我们自己也遗忘了自己曾经是个“文学青年”。
我们都看到文学衰落了,然而我们很少去反思这件事情,《娱乐至死》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媒介塑造文化,电报、电视作为媒体的出现不是要补充印刷术的不足,而是要从根本上取代后者。
在印刷术的时代,合法的话语方式是书本上的话语方式,讲求逻辑清晰、用辞精确、推理完整,即使是辩论也要遵循以上的原则,只要看看1854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就可以知道(这场辩论长达7小时,采用了大量书面化的语言)。这就是印刷术时代信息的一大特征:信息应该是完整地,有逻辑、有情境的。
电报的发明使得亚特兰大地震的消息立刻地传到了阿肯色,维多利亚女王得了百日咳的消息立刻就被美国中南部的群众得知——信息终于获得了自由,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满天空地飞。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媒介,电报本身的特点也塑造了信息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变化。
电报要求所承载的信息必须是简短的,所以信息被抽取、分割了,一事件务必舍去前因后果和它发生的情境,而只突出它最重要、最吸引人甚至是最骇人听闻的部分。
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印刷术时代),人们获得信息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获得信息和付诸行动是对等的。现在大量脱离了情境的、于我们生活无关的信息,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得了百日咳,充塞了我们的耳朵。获得信息不再是为了行动,而仅仅是为了消费信息、获得感官享受。尤其是电视的发明,最直接的结果是带了图像的繁荣,图像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认识信息的方式,并且彻底削弱了文字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说,图像不是作为文字的补充出现的,而是作为文字的替代品。
从来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如此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人类对感观刺激的寻求,并且不需它不需你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获得满足,正如格布纳所说:
“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这使得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一种娱乐。
在电视的时代,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只要你想引起关注,就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具备娱乐性,在电视的时代,最不受欢迎的就是那些面无表情、身体僵硬地宣讲自己理论的人。新的游戏规则是——你须先娱乐大众,才能获得自己所需。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
这本书教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文学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变化,重新看待我们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比如代沟、比如超女,比如日本漫画。最后作者引用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表达的思想告诉我们,由于电视,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