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策划劫持无人机

一切都是暂时的：爱情、艺术、地球、你、我。死亡是如此不可抗拒，它会突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怎样知道今天就不是最后一天？我们以为还有时间。然而突然间，完了，规定的时间到了。在你的记事本里，唯一没记下来的约会是你的死期。

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能买到。人就像所有商品一样，也有销售期限。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33岁就退休【基督教中基督复活时为三十三岁。】，似乎这也是重新开始的最佳年龄。

我是个广告人：不错，我污染这个世界。我就是那个向你们卖垃圾的家伙，让你们梦想那些你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天空湛蓝湛蓝，女人永远美丽；一种经过PhotoShop处理过的圆满的幸福、无瑕的影像、最时髦的音乐。当你们省吃俭用，终于买下梦想的汽车，也就是我在上次促销中推出的那种，我却早已让它过时了。我总是比你们更时尚，更超前，而且总让你们望尘莫及。奢华荣耀是人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我用最新的时尚来毒害你们，而新时尚的好处就在于无法维持，总会被另一个更新的时尚所淘汰。我的神圣职责就是让你垂涎欲滴。在我们这一行，没人希望你们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不消费。　　你们的痛苦能刺激销售，我们的行话把它称之为“后购物沮丧症”。你们迫切需要一样商品，一旦获得后，你们又迫切需要另外一样。享乐主义并非人道主义，而是现金流转。它的座右铭就是：“我消费，故我在。”【取自法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要创造需求，必须挑起妒嫉、痛苦和贪婪。这些就是我的弹药，而我的靶子就是你们。

为了把人类降为奴隶，广告采取了低调、迎合与说服。我们生活在第一个人控制人的体制中，就连自由也无法与之抗衡。相反，这个体制却把一切都投注在自由身上，因为这是它最大的发现。所有的批评都赋予自由美好的角色，所有的抨击都增加了人们对它肉麻的容忍所抱的幻想。自由以优雅的方式让你屈服。一切都被允许，你闹翻天也没人来教训你。这体制显然达到了它的目的，即把叛逆也变成了一种服从的形式。

阿道夫·希特勒的话：“要想赢得大众的好感，你就要告诉他们最愚蠢、最粗俗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人民这个模糊群体的鄙视和憎恨……有时，我甚至觉得为了让消费者吞食他们的产品，那些工业巨头差点准备再次启用那些让无数犹太人丧命的囚车。让我再给你们引述另外三句话：“我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产品效应”。“宣传如若变得显而易见，它将不再具有实效”。“谎言越大越真实”。这些都来自戈培尔棗又是他！

您知道吗，宝洁有句名言：“别把大众当成傻瓜，但也别忘了他们就是傻瓜。”

对变化的抗拒往往在那些毫无人味的会议厅中来得最强烈。在这幢大楼里，保守主义的核心，就在那些满是头屑、用增高鞋垫的卑微职员中。他们被授予权利的钥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政治家什么都控制不了，经济才是主管。市场销售将民主倒置，如今是由乐队掌控指挥，民意测验来搞政治，市场调查指挥广告，听众抽查决定电台播放音乐，商业审查决定一部电影的结局，收视率指导电视节目。而所有这些市场调查都由地球上的这些阿尔弗雷德·杜勒们控制。除了他们，没有人能为此负责。阿尔弗雷德·杜勒们操纵着缰绳，但却是哪儿也不去。老大哥【英国小说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中极权国家机器的代称。】并不监视你，老大哥在测试你。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保守主义，是一种让步。人们不再向你们建议任何有可能不招你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这样扼杀了发明、独创、创作和叛逆，其余的也跟着一起遭殃，余下的只是我们的克隆存在……我们被催了眠的迟钝……生灵的孤独……对丑陋的广泛麻痹……不，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会议，而是走向世界末日。人们不可能在屈从这个世界的同时又改变它。总有一天，我们将在历史课上学习民主是怎样自我毁灭的。

创意这行，不需要你去证明薪水，而是薪水证明你。

为什么美国人控制着世界？因为他们控制着大众传媒

创意人员十诫
第一，一个出色的创意人，他的工作不应针对消费者，而是针对巴黎二十名有可能聘用他的人（就是二十家最好的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因此，在戛纳或艺术总监俱乐部得奖比帮助客户占有市场更具重要性。
第二，第一个主意总是最好的，但要过三个星期后再提交。
第三，广告是惟一的一个行业，人们付你钱是为了不让你表现得太好。当你提出一个精彩的主意，而广告主想诋毁它时，多多为你的薪水着想。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用三十秒搓出一堆牛粪，别忘了再在脚本里加上棕榈树，这样就能到迈阿密或南非开普敦去拍它一个星期。
第四，开会从来迟到。一个准时的创意人不可信。进入会议室后，看着眼前已经等了三刻钟的人群，千万不要抱歉，而应该说：“大家好！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或者引用哲学家罗兰·巴特的话：“有助于销售的不是梦幻，而是意义。”（还有其他不太高雅的引语，可用雷蒙·罗维（R.Loewy）说的：“丑陋卖不出去。”）如此，客户才会认为他们的钱花得值得。别忘记这些广告主来找广告公司，是因为他们没主意，他们为此受罪，同时还埋怨我们。所以，创意人员应该鄙视他们：这些产品主管都是嫉妒的受虐狂。他们付我们钱就是为了让我们羞辱他们。
第五，若没有任何准备，开会的时候，最后再发言，而且要考虑到别人所说的。反正所有的会，最后发言的人总是正确。永远别忘了，一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栽跟头。
第六，高层和低层职员的区别就在于高层的薪水高，工作少。你挣的越多，人家就越听你的，你说的也就越少。在这行，你越重要，就越要闭嘴，因为，你说的越少，人家就越觉得你了不起。推理如下：一个创意人员要让创意总监接受他的文案，他一定要有系统地让总监相信，这最初是总监本人的主意。为此，他的提案应该这样开始：“关于您昨晚跟我说的，我做了详细考虑……”或“我重新想了想您那天的主意”，或“我重新回到您的最初建议”等等。当然，你也清楚，总监前晚什么也没跟你说，那天也没有什么主意，更没提出过什么最初建议。补充：另外一个区分高低层职员的办法：低层职员说笑话，可笑，但没人笑；高层的说笑话，不可笑，但大家都笑。
第七，注意经常缺席，中午才到办公室，人家跟你打招呼时从不回应，用三个钟头吃午饭，办公室总找不到你。如果人家有丝毫埋怨，你就说：“创意人员没有时间，只有时限。”
第八，不要向任何人征求对一个促销计划的意见。如果我们问某个人的看法，他很有可能真有看法。而他一旦告诉你他的意见，你还真有可能要予以考虑。
第九，所有的人都替自己的顶头上司干活。实习生替文案策划，文案策划替创意总监，创意总监替总裁。你越重要，干的活就越少（参考第六条）。广告骄子雅克·赛盖拉(J.Seguela)靠着一句“沉静的力量”吃了二十年的饭，这原来是法国前总理布鲁姆的用语，是他公司的两个创意人员别出心裁，把它用在广告上。而这两人姓甚名谁，如今无人知晓。创意奇才菲利普·米歇尔(P.Michel)因海报上的“明天我会脱上边，明天我会脱下边”而广为人知，但最初这是他雇员皮埃尔·贝卫尔的主意。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实习生做：做得好，你就奖励他；若砸锅了，滚蛋的是他。实习生是新一代的奴隶：不需报酬，任劳任怨，并可随时解雇；同时还是咖啡递送员、带脚复印机、最后还能像一次性BIC剃须刀片一样随手扔掉。
第十，当你的创意同事交给你一个不错的文案时，千万别显示出你对他的佩服。应该告诉他这文案糟糕透顶，卖不出去，老掉牙，或者像英国的过气广告。如果他给你看一个很烂的文案时，你反倒说：“嗯，我喜欢这个主意，”同时做出羡慕他的样子。

人类走进柏拉图的洞穴。这位希腊哲学家想像人类困在洞穴中，戴着锁链，面对他们藏身之处的墙壁，只能欣赏真实投上去的光影。柏拉图洞穴如今的确存在，只不过它叫电视。在显像管的屏幕上，我们可以欣赏“加拿大汽水”（CanadaDry）的真实，它像真实，它有真实的颜色，但它却不是真实。投射在阴湿的墙壁上的已不再是逻各斯【希腊哲学用语，指支配宇宙并使其有意义的神圣之理。】（Logos），而是商标(logo)。
走到这一步，人类用了两千年。
现在是广告时间。

耶稣基督：出色的文案策划人员，曾是众多名言的作者，如“你们要相亲相爱”，“拿去，用吧，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一无所知”；“最后的人将最先到达”，“太初有道”。哦，这最后一句是他父亲说的。

现代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恶毒。相反，总体来说，为了一些实际原因，他们还是更希望表示友善。他们只是憎恨无聊。无聊让他们诚惶诚恐，然而，若能独自或和别人一起享受那些停滞的时间、讨厌的片刻，或者因为烦恼而发一阵呆、犯会儿傻，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具有建设性，更伟大的了。无聊才是真正的享受主义。只有无聊才能让人享受现在，可是人们似乎都奔往相反的方向。为了逃避无聊，西方人求助于电视、电影、互联网、电话、电脑游戏，直至一本简单的杂志。他们从来不集中在他们所做的事上，他们只是间接地活着，就好像满足于在此时此地生息是件可耻之事。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在网上，或拿着手机说话时，我们并不在我们身处的地方，我们在别处。我们也许并没有死亡，但我们也没有在生存。计算一下我们每天有多少小时是在别处度过的，这倒满有意思。别处，只有在那里我们才存在。所有的机制都将我们登记成缺席的订户，要摆脱这个身份将比登天还难。所有批评这个作秀的社会的人家里都有电视机。所有蔑视消费社会的人手里都拥有一张信用卡。在这种状况下，一切都纠缠不清。其实，自从帕斯卡以来，什么都没有改变：人们继续投入消遣娱乐来逃避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只是如今消遣娱乐无处不在，以致于它代替了上帝。然而怎样才能逃避这消遣娱乐？只有直面焦虑与不安。
世界并不真实，除了它让人厌烦的时候。

什么权力？权力只是一个过时的发明。权力如今被分割，被稀释，以致于这个体制也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却还在不断重复着葛兰西的信念：“要想劫机，必须先上飞机。”命运是怎样的一个讽刺。当我们进入了驾驶机舱，拿着手雷，端着冲锋枪，准备给机长下命令时，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机长。我们想劫持的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