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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罪
逐利是企业的本性，而能够获取多久的利润才是衡量一个企业价值的关键。一个企业在当下获取利润的能力，能够体现出企业的价值。但是，并不是一家企业每年的利润都在增长就证明了这家企业是健康的。就像一个人，他每天都从事着体力劳动，劳动锻炼使其肌肉变得发达，他的力气也越来越大，劳动的强度也越来越大，他看上去状态好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可能患有癌症，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可一旦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咳出了血，癌症也已经到了晚期。一个强壮躯体的倒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特劳特在《定位》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方面，华尔街盯住他们追问：“你的销售额和盈利，下个月会增长多少？下一季度，下一年呢？”另一方面，竞争者也盯住他们：“如果可以阻止你，我们决不会让你赚多一个子儿！”结果怎样？首席执行官向华尔街撒谎，然后转过头，告诉营销人员盈利和增长的期望值。他们爬回办公室，开始皱着眉头盘算怎样去实现这些数字。对盈利增长的冒进估计，经常导致迷失目标，搞垮股票，甚至做假账。而最糟糕的是，这些估计使人们做出不明智的决策。
这些不明智的决策，除了做假账的部分，其实质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到市场中去赚钱。今天把明天的钱赚了，甚至他们希望能够把后天的钱也赚了。至于明天该怎么办，后天、大后天该怎么办，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多想。如果他们今天不这么干，很可能企业的股票价格明天就会降低，企业的资产就会缩水，甚至垮掉。投资人是为了赚钱而买了企业的股票，他们关心的是企业是不是帮他们赚到了钱，至于企业的生死他们并不是那么关心的。这家企业死了，他们可以再把赚来的钱投给另一家企业，继续赚钱。
俞敏洪对新东方成为中国教育第一股一直都是不情不愿、半推半就的。2008年，他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专访，更是系统而具体地谈到了上市带给他的压力和困扰。“上市以后，每年要求大量的增长，不管是利润、营收还是学生人数。而我在新东方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教学质量。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矛盾的。你规模上升快了，教学质量有可能被稀释掉。”俞敏洪说,他在上市的第一天就存在着这样的担忧。“上市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俞敏洪告诉身边的人。
广告作为一门专业和学科而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帮助企业获得利润，但这是建立在企业能够“活着”的基础上的。让一家企业吃了这顿没下顿的广告是没有意义的。在市场上的竭泽而渔、饮鸩止渴，是对企业最大的伤害，即便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在短期内容光焕发，也失去了其生命的意义。正如一个吸毒者可以在吸毒之后“神采奕奕”一样，其生命正在被无形地损耗着。
华尔街只是一个缩影，它所代表的是“老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个“老板”是持有企业股票的“老板们”，还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总经理”，在面对一家企业的时候，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要养孩子，还是要养猪？很显然，很多人都把企业当成猪来养了，虽然嘴上叫喊着要养的是孩子。因为企业的营业额和利润率是评价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指标；至于后天这种营业额和利润率的数字变化，那是后天的事。
当这种评价的指标融合进了整个社会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后，我们只能接受且无力改变。
这一过程中，没有谁有错。只是，这个世界的规矩可能错了。
童梦奇缘
2005年，上映了一部由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叫《童梦奇缘》。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因为误喝了一种神奇的药水，在一夜之间长成一个成年人。他外表虽是成年人，内里却仍是小孩心，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的身体在药水的作用下快速生长着，或者叫作老化着。他很快就成了一个拥有十几岁孩子心灵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用几天的时间就走完了几十年的生命历程。
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2683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到2013年，已经达到90386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世界排名第二位。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中国用三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用上百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这一期间，形成了多种性质的企业并存的局面。到2012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超过10598万家，外资企业达到440609万家。到2013年年底，中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达到606238万家。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同存在于这个庞大且蕴含无限可能的市场中，任何奇迹都可能会被创造，任何纪录都可能会被改写。国有企业的计划性、私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外资企业的科学性同台竞技。外资企业羡慕国有企业背后的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对外资企业的经营理念心向往之；国有企业一方面要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又要受到私营企业的不断挑战。就这样，一场以“石头、剪刀、布”为游戏规则的跑马圈地，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市场中展开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敢干，就有钱赚。
在这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几乎所有企业的目的都可以用“圈地”两个字来概括，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策略也可以用“速度”两个字来总结。不用管什么样的市场理论，也不用管谁用的方法更科学，只要能把地圈住，那就是成功。如果你圈不住就被别人圈了，你也就失去生存的机会了。一步之差，可能就是天壤之别。被圈住的每一块地，都能给圈地者带来不菲的收益和未来发展的机遇。那是一个占不到便宜就吃亏的年代。
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身的健康状态还重要吗？事情的终始、本末还重要吗？广告和它背后的那套东西的科学性和技巧性还重要吗？事情发展的规律还重要吗？“两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到底哪根更高尚？”各种类型的企业使尽浑身的解数。在市场领域，各种类型的方法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外资企业有时候也会玩些“野路子”，中国企业也开始尝试外资企业的“组合拳”。还记得宝洁进入中国时的广告“空袭”吗？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则小时候看过的新闻。说一个山区的小男孩到山上抓蝎子卖钱。当他掀开一块石板后，发现那是一个蝎子窝，至少有几十只蝎子正要四散开去。兴奋和惊慌之余，他竟然扔掉了手里的工具，直接用手去捧地上的蝎子。很多蝎子被他装进了袋子里，可他却被蝎子蜇死了。想想倒掉的秦池和三株，再想想这个小男孩，我们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在这个时代，什么叫专业，什么叫不专业？如果有错，又能说是谁的错呢？
在电影《童梦奇缘》的结尾，冯小刚所扮演的药水发明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生命是一个过程。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
对与错
世界真的有对错之分吗？
有一次，和伙伴们闲聊。我问：“如果当年张学良没发动西安事变，那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我们都知道，张学良被周总理称为“千古功臣”，被蒋介石称为“千古罪人”，是因为那件事太关键了，甚至加速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可张健（当时的第一事业部总监）给出的回答，还是让人豁然开朗，他说：“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历史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再到平衡中发展而来，亦发展而去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相对于历史的漫长而言，总是显得那么短暂与渺小。身处这样的阶段之中，我们凭什么说，谁就是对的，而谁又是错的呢？即便能够分出谁对与谁错，但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世界是有对错之分的。能够让这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对的；相反，让这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充满危险，或者，现在的美好是建立在后天的危险之上的东西，就是错的。谁对与谁错根本无关紧要，但是，对错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未来的样子或者是否还有未来。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处在一个“对”的时代。即便是在“对”的时代，也会存在着“错”的事情。同样，即便是在一个“错”的时代，也会存在着“对”的事情。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我们看见那么多不符合市场规律及营销规则的事情时，当我们看着一个个企业悲壮地倒下去时，我们也必须看见那些在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的企业：联想、华为、海尔、格力、阿里巴巴、娃哈哈，还有老干妈。它们都经历了市场的考验和风雨的洗礼，它们都走过了那场最惨烈的圈地战争，它们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强了。
“我们都在吸入灰尘，可并不妨碍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历史，是一个循环。错的，不会永远存在。如果我们适应了错误的世界，那么当正确来临时，我们又该如何拥抱新生？
格式化
2012年11月之后，我们国家又揭开了一页新的篇章，被称为“习李新政”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在那次历史性的大会上，提出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一年以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336项改革举措大部分是与经济相关的。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其核心思想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在具体的举措中，“制度化”和“可持续性”又是其显著的特征。
201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就有了“如果GDP无法让民众增收的话，即便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的说法。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到这一观点，并说：“我们之所以关注GDP，是因为GDP可以带动就业。GDP每增长1%，就可以带动100万人就业。”在2014年3月的中外记者会上，他谈及中国经济增速时，再次公开表示：“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即便增速慢一点，但只要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带动就业，就都是可以接受的。”
2014年7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中粮等6家央企进入改革试点，就“国资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高管选聘、考核、薪酬管理”和“派驻纪检组”四项改革内容予以推进。2014年12月，上海打响地方国企改革第一枪。“管好资本、放活经营”，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所在，通过“整体上市、员工持股”的方式加快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从思想到方向，从方向到举措，从举措到执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就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明确。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服务的，这是GDP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这是GDP本来的意义。其次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投资转变为需求，而在这一转变中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资本市场是虚无的，房地产市场是虚幻的，实体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是本质的。这就是本来的样子。最后，就是具体发展策略的执行。发展实体经济需要有资金的保障，所以就有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办法。发展实体经济需要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所以国有企业从中央到地方就都开始了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国家对上市的企业只进行资本的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而企业的运营开始真正回归到市场中去。市长就是市长，市场就是市场。这不就是本来的样子吗？
一切都正在回归到一条正确的轨道上。
2012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不仅仅是因为那一年并没有成为传说中的末日，或者，我们迎来了崭新的“习李时代”，更不是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一年制造了“绞肉机”，而是在这一年还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2012年的国内互联网市场，也发生了许许多多极为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为重大的便是国内互联网市场开始告别依赖模仿全球化开发的老路，从关注国计民生的实际需求出发，贴近市场，开发最适合国人应用的互联网产品，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产品。这一年，微信用户突破3亿资料来源：微信官方微博。，并对传统通信运营商形成冲击；这一年，天猫和淘宝在“双11”实现191亿元的销售，是上一年销售额的3倍资料来源：阿里巴巴集团数据。，电子商务呈现井喷；这一年，国美和苏宁正式布局互联网，建立网络销售平台，掀起传统企业转型的篇章。在此之后，电商的发展日新月异，转型的讨论风起云涌，互联网思维开始广受瞩目。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形态。互联网是我们工作与生活的工具，这种工具主要应用于信息的获得、传递、交互和储存上。
这一工具通过两个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对我们影响更为深入和直接的一个方面是信息的交互。这种信息的交互，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成了信息的发布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法人还是个人。在今天发布的一则信息，不仅可以和人形成讨论与分享，还可以在10年后找到这一信息及相关讨论，而这些信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存在网络信号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当然，这些信息是没有类型的限制的，包含了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内容。没有信息的交互，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就没有商品经济的产生，就没有社会的形成。所以，信息
交互形式的更新，会带动社会形态的更新。
另一方面，是使大量信息的获得、处理与留存成为可能，即所谓的大数据。人与人的信息交互是信息及衍生信息（如交互人的个人信息）产生的来源。
“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被称为互联网精神。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对同一个问题发表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没有权贵，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完全不用考虑是从哪张嘴里说出来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又是信息的获得者，需要相互协作和分享才能使这个平台存在并发挥作用。
在商业领域，互联网不仅开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更改变了原有的商业形态。互联网使交易场所和交易形式发生了改变。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就可以完成交易，减少了交易成本（主要指时间和精力成本），却增加了交易总量。互联网使买卖双方在产品的信息占有上越来越趋于对称，你在卖的我能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卖，也知道你卖出了多少件，用户的评价又是怎样的；互联网使“口碑”重新成为产品营销的核心要素，因为我能知道别人的评价，差评就意味着失去客户。
口碑，正是商业发展或市场拓展最原始的途径。兜兜转转上千年，口碑再次成为一款产品发展的关键。要想拥有良好的口碑，就要给客户意料之外的惊喜。要想给客户意料之外的惊喜，就一定得在产品和服务上下足功夫。而一切从匠心独具的产品和无微不至的服务开始，正是一款产品畅销或滞销、生存或死亡的关键。
事情正在回归其本来该有的样子。
令我们困惑的是，正当这些改革的举措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正当互联网使商业正在回归本质之时，我们的实体经济，尤其是私营企业中的中小企业，却在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一批又一批地倒下，或已经倒下了一批又一批。有人认为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人认为是没有适应互联网的转型。具体原因我们不去分析了，我们也未必能分析得明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旧的格局正在打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在打破与建立之间的这段时间，就是一大批企业的冬天。冬已至，春复远乎？我们又为春天的到来做了哪些准备呢？
中国经济这块装载着Windows的硬盘，正在被格式化，之后要建立的将是一个全新的MacOS系统。
秘密
我们也想成为一名英雄，所以，我们想发现隐藏在产品背后并导致产品畅销或滞销、生存或死亡的秘密。我们知道，广告是解开这个秘密的密码。但是，却不是唯一。因为广告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广告本身，而是来自其背后的那些东西。
广告背后的那些东西，是一个庞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所谓本末、所谓终始，这一切都被打乱了；而对被打乱的这一切，我们曾毫无还手之力。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种新的格局正在建立，一种老的价值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归。一切似乎更倾向于回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在新的格局下，广告背后的那个庞杂的系统，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系统在新格局下，能否正常运行呢？它能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吗？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探寻并揭开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