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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利斯•阿姆斯登曾经这样描述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真正的全景开始于企业如何形成，产业如何扩张，即生产活动，……
当分析的焦点是交易或价格决定，那么工业化是一个走向完美市场的过程；当分析的焦点是关于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企业构筑特殊能力，获得以技术为基础的垄断地位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和企业一起社会化地构筑技术能力。
沿着这样的逻辑出发，在讲述中国经济故事的时候，企业和产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显然应该占有关键地位。但是，在中国经济故事的两种主流讲法之中，生产活动却付诸阙如。中国经济故事的主流讲法之一即是著名的中国经济模式论。中国经济模式论者试图通过在宏观经济政策、国企的存在和经济成长之间构筑因果关系的方式来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中国经济故事的另外一种主流讲法则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分析。这种讲法的要点是将中国经济成长直接归结为“走向完美市场的过程”。
如果将以上两种主流讲法总称为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一种讲法的话，那么这种讲法在近年来都遇到了困境：在迅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模式论后继乏力；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分析则不但没有为社会科学贡献新的知识，也没有揭示中国经济成长的本质。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显然需要提出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路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一组经典研究潜在地提示了第二种讲法的可能性，而他的新著《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则意味着第二种讲法正式登场。
作为本书作者的同事，笔者近距离地观察了本书的写作过程。2009年4月，正当具有宏大视角的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广泛流行的时候，路风却转入企业史研究。在接下来的六年半中，写作这本长达六十一万字的大书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众所周知，自主创新政策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向，而自主创新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关键主题。因此，作为在自主创新成为国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推动作用的理论家，当时的路风本来有充分的理由加入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合唱。但是，从关于“单位制”、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到关于自主创新的论战，路风从来没有追随过学术界的流行观念，在他的理念和流行观念对立的时候如此，在他的理念和流行观念基本一致的时候同样如此。本书的出版表明，这种高度个性化的研究风格让他再次在重大研究议题上做出关键贡献。
本书由一个主题贯穿起来的三重结构组成。第一重结构是京东方的发展历程，第二重结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子工业史和21世纪以来的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史，第三重结构是新中国工业史。换言之，本书形式上是京东方的企业史，实质上则是电子产业史和中国工业史。确实，以企业史的形式讲述电子产业史和中国工业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读过本书之后，读者将会发现，路风以引入中国工业精神——本书的主题——的形式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作为企业史研究，本书可读性很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本书理论含量不高。实际上，本书建立在作者关于企业理论、国家理论、政企关系、创新战略等领域的长期的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阅读本书将是通过充满细节的企业史来理解上述理论的过程。
作为50后学者，路风曾经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任职国家计委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开启“单位制”研究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论文（路风开创了以年轻政府官员的身份在顶级期刊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的记录，这一记录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1991年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海外求学时代，他主修政治学，副修经济学，指导教师之一是演化经济学大家理查德•纳尔逊。和路风同时在美国读书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笔者，路风的导师在给他准备的推荐信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路风不能对他的国家做出贡献，我将感到很奇怪”。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一位导师对于外籍博士的最高评价。
了解路风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在具有重大学术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上屡有创见、为什么他能以第二种讲法解读中国故事。
在京东方的企业史之中，我们看到了阿姆斯登描述的后进国家工业史的全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