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因何而殇？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紫禁城朝堂上大臣之间关于官能否与民争利的辩论就无休无止，从那时起，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开始了长达四十年但缺乏互信的合作与博弈。与在近代化进程中同时起步的日本相比，清政府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日见颓势，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无遗；而日本在坚决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果断将发展经济的权限下放给民间，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甲午战败的种子，其实早在三十年前就悄悄埋下。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得益于军阀割据对经济领域的管制鞭长莫及，中国企业家们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江浙皖、广东一度成为台风中心难得宁静的避风港；而在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对待江浙一带拥护他的商业集团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式的种种行径，昭示了那个时代商人群体的脆弱。他们从来都是在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残酷暴虐的军阀之间两面挨打，中国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们，数千年以降从来都没能成为政治博弈中有话语权的一极。
    
    我一直强调，法治精神来源于契约精神，而契约精神能够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根源不在于宗教文化的熏陶，而在于中央集权的孱弱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只有如此，社会才能孕育出强调人格平等、容忍多极博弈的政治文化，以及强调产权私有、尊重法律准则的商业秩序。
    
    中国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卫国人商鞅就向世人展示了如何把国家运用公权力管制经济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在史记中为商人立传的司马迁，竟然被后世的文化人鄙夷了整整两千年。延绵几十世纪的虚伪文化由此开端。无论哪朝哪代，官员们一边心安理得地将“炭敬”、”火耗“纳入囊中，一边对艰苦创业的企业家们百般刁难。即便功劳大如盛宣怀，也不惜在开办洋务的时候大搞内幕关联交易，聚敛了令人咋舌的财富；而一向注重名声的张之洞，也不过是不懂经济、好大喜功的迂腐官僚。盛名之下的晋商、徽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在被以各种名目敲诈之后，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被官府以惯用的手段落井下石，落得个晚境凄凉。

    中国一向不缺少高明的政治家，却一直很缺少优秀的企业家。错不在于企业家自己，企业家没有原罪。问题出在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看看当下，有多少人推崇尔虞我诈的厚黑学和帝王之术，又有多少人打心眼里服气踏踏实实创业的生意人呢？虽说人即是江湖，但发展经济、创办实业，投机取巧是永远走不远的，两者的关系不应本末倒置。几千年的洗脑最容易导致阶级的固化，而对待功名与教育态度迥异的徽商与晋商，也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条条大路通罗马，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才有生命力。虽然无所谓对错之分，但相对而言，我心里更喜欢徽商一些，因为在他们身上，更多地具有现代商业文明的气质。

    跌宕的一百年，映衬出企业家们脸上的无奈和沮丧，也彰显出中国人商业上从来就不缺智慧和决心。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这些商人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无论是爱国还是叛国，无论是为了利他还是自保，他们的面孔都不是简单的两个极端，有些时候，他们就像风中芦苇，随风而倒；有的时候，他们又毅然担当起那秀于林的那一枝。历经世事沧桑，朝代更迭，他们悉数陨落了，但庆幸的是，他们的传奇还有人记念和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