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291页的书。许是纸质的缘故，拿在手上它显得轻飘飘的。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深黑色的封面与封底，以及由作者亲笔题写的五个苍劲的大字：跌荡一百年。

其实更为沉重的感觉隐藏在书页与书页之间。自从吴晓波不再沿袭激荡系列，而是悄然用跌荡两个字来替换，一阵悲凉的气氛已经不知不觉笼罩了阅读者的心绪。那个在教科书中被称为“软弱”，“两面性”，“唯利是图”的一个群体，随着阅读的过程像画卷一样缓缓展开。这群被摒弃在人民群众之外的人们，经历着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样的遭遇。相比于近百年后的追随者，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们多出身于精英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更早具有国家的概念和忧患的意识，也更早脚踏实地地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担，虽然在不断的重新书写后，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消失在那个以掌权者为中心的历史潮流之中。

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事实注定了这个国家最早的工商先驱也必然是官员。这群社会精英们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把天下兴亡的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太平天国平定后骤然由乱到治的局面赋予才华横溢的他们以无比的信心，似乎只要动手去做，现代化的前景就在眼前，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片在西方眼中落后贫瘠的土地上涌现了多个大规模，大投资的企业，五十年后，这个兴办大型国企的浪潮戏剧性地再一次，也许是再二次再三次地重复，历史就这样一次次地走着圆圈。今天再回头，当年的那些荣光，连凭吊的遗迹也很难再寻到。其中命运最好的应该算是江南制造局，它的地址上正在建起世博会的一系列展区，用以在一年后表示我们的人民第N次站起来，模范城市南通现在只不过是苏北的一个小城，而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早已无迹可寻。

读到这一段时，我正在安庆，那个新兴旅游热点天柱山的脚下。五一的假期吸引了无数来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人们，开着私家车扶老携幼地来欣赏山上随处可见的绿树，路边杂乱丛生的青草，一边抱怨着城市的嘈杂与喧嚣。窗外雨淅沥沥地下着，延绵的山脉在远处轻柔地起伏，隐藏了一个个旅游者们看不见的小村庄。

我刚刚从其中的一个村庄回来。踩着雨后泥泞的小路，我们是帮一个教育基金会去做回访，以确认他们的支教资金正确地送到了正确的受助人手里。汽车在乡村公路上驰过，空气如洗过般清新，山脉和田野都在身后静静不语，除了路边三三两两的小饭馆和汽修铺，一切和百年前区别不大。

从当地教育部门指定的那户人家出来，我们在村前屋后又徜徉了几分钟，希望找到一些其他的信息。一群妇女正在一块空地上聊天，我们凑过去打听一个学生的名字，迎来的是一组狐疑的目光，“你们是干什么的？”于是赶紧给她们看我们的胸牌，连比带划说明我们的来意，不敢说得太多，因为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农村社区，其中一家凭空获得若干的金钱，会对他们的社区人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站在她们面前，我陡然感到一种遥远的距离，那不仅仅是语言不通的结果。我们和她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每个世界有自己的规则，就算她们知道些什么，我相信她们也不会说的，何必为了几个侵入者一样的“外人”毁掉自己的社区生活呢？那是一种非常无力的感觉，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制面前，满腔热情却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成效的感觉，就像那些百年前的工商业先驱。

这些先驱中最著名的一位出在安徽，经过合肥时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并没有去拜谒他的陵墓。引用《跌荡一百年》里的一段描述，“遥想59年前的1842年的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阙，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然而在制度的框架下，他一生所作的努力，练兵也好，海军也好，机器制造也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一个裱糊匠”。大厦将倾，李鸿章再怎么竭力支撑，也是无力回天，他的身后，是一系列他签下的条约和长达百年之久的骂名。秋风宝剑孤臣泪，那是个悲凉得令人难以自持的往事。

也许不仅仅是往事，读史时我们总觉得似曾相识，从王朝的更替循环到个人的命运起伏，“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

回到上海，发现到处都在纪念五四，那个九十年前，精英们一腔热情，试图从口号上改变这个千年帝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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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仿许知远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