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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是中国的英文单词，但有意思的是，网络上常常将中国近年发展过程中的大拆大建戏谑为“拆啦”。那么，现状究竟是什么呢？粉饰太平者称其为发展，批判者称其为破坏，我觉的将这种现状叫做“china”倒是很恰当。小写的chian 不仅指大拆大建，泛指发展过程中一切急功近利，涸泽而渔，对环境资源与文化传统大肆破坏的“GDP原教旨主义”行为。
今天，对“china”现象的争辩、批判与质疑不绝于耳，有体制层面的，有发展模式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而朱幼棣的思考几乎涵盖了所有层面，其中尤以历史与文化见长。他的文章，总是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气息浓厚又不失大气磅礴，人文情怀贯穿始终却处处彰显科学与理性。“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官员，记下数段行将湮灭的风景，留下行将绝唱的浩叹”。这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对朱幼棣和他的《后望书》的评价。然而，这个评价越恰当，却意味着许多宝贵且不可逆的东西将会一去不返，更意味着明天的人们将为今天的狂热与无知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面临“未有之变局”，一般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新旧更替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结构，还有作为民族血脉的文化。晚清时，李鸿章说“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是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和交融，结果是二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终结，以及许多陋习的殉葬。但是作为民族血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近代以来的一百年内并没有大规模的破坏或毁灭。但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建设中的“赶英超美”、“放卫星”到今天的GDP崇拜和大拆大建，本质都是违背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大跃进”，其结果都是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区别仅在于前者是政治运动下的狂热与冒进，后者是政绩工程、腐败与商业利益共同驱动下的无知与破坏。
发展，是古今中外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放大历史的横断面，无论人与自然之间“服从——改造——敬畏”的历史关系，还是发展的最终归宿——“以人为本”，都证明了保守比激进好。这里的保守，不是墨守成规，不是顽固不化，而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与社会规律，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真正的以人为本，这些与社会形态无关，而是基本常识。但是，“china”却在无视常识的同时，用“官商文化”大肆破坏历史文化，用人定的游戏规则挑战自然法则。
城市化本身没有错，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城市化却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没有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新版“大跃进”。官员和开发商主导之下的城市化，耕地、历史文化遗产，规划设计这些比城市化本身更重要的东西统统让位，什么城墙胡同，名人故居，只要阻挡“发展”的步伐，都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因为，现实的游戏规则是政绩和经济利益才能实现一小部分人先富的改革目标，才是硬道理，文化算个屁，美学算个屁。正如朱幼棣在书中所说“毁灭以改造的名义，破坏以建设的名义，商业开发以保护抢救的名义出现”,结果自然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大同小异的城市着色，城市建筑的趋同化，城市风格和特色的消失”，这些仅仅是文化和美学角度上对城市化的误读。2011年神州大地上接连发生的“水漫京城”“水漫石头城”，则暴露了城市排水设计上的缺陷。今天的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是古人无法奢望的，但古人在城市建设与设计上达到的高度足以令今人汗颜。
除了痛陈城市化过程中的破坏外，《后望书》用大量篇幅检讨了中国在“水”问题上曾犯下的，并且正在犯甚至会继续犯下去的错误。朱幼棣不是水利专家，但将“水”的问题却看的入木三分。2011年，中央1号文件的关注点从多年来的“三农”问题转向了“水利”。事实上，大城市水供应不足，内陆河的干枯，地下水位的下降，水污染等问题的严峻程度已经超乎想象。朱幼棣是从两个维度反思“水”的问题的。一是片面夸大“人定胜天”，导致了治水时的“逆水而为”。筑坝拦水的水利工程虽然可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治水”，水力发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创造经济效益。但是，这仅限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而整个生态系统不仅仅包括水圈，还包括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更重要的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循环的大系统。而水库，水坝只是片面的考虑了水圈。因此，依靠人力改变水的时空分布，很可能破坏了整个大生态系统。更何况，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不相同，因此，水的治理不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的修水库那么简单。比如，西北地区疏勒河，黑河上修建的大型水库，不但截留了本属于下游支流的水，而且因为西北地区的干旱气候，使得大量存储在水库里的水被白白蒸发掉，结果必然是支流的水干枯断流，地下水因缺乏水源的补充而水位下降。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水首先要遵循“水之道”，人可以改造环境，但首先必须要服从自然法则。
朱幼棣反思的第二个维度是管理上的“九龙治水”。水资源分属于不同的行业、部门和地区。河流等水资源归国土资源部门，地表水归水利部门，水库归农业部门，水力发电归电力部门，城市的水归水务部门，城市给排水归城建部门，水污染归环保部门，同一条河流，主流和支流、上中下游归不同的省市，这种管理的结果就是“九龙治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在有利益时便竞相争夺，在有问题时便互相推诿。比如，上游的省市从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修建水库水力发电，或者上马高污染的重工业，虽然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本地区利益，但中游、下游的损失却是致命的，从整个国家宏观角度考虑，根本就得不偿失。听听朱幼棣近乎于常识的建议：“统筹考虑黄河水域，乃至中国北方水域；打破行业、部门与地区界限，科学管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统筹考虑地表与地下、上游与下游、干流与支流；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发展节水工业，推广节水新工艺，新技术”。
今天，当“五十年不遇”，“百年不遇”，乃至“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屡屡不期而遇的时候，当“鸟笼”，“鬼城”，各种版本的“天安门”、“白宫”遍布神州大地的时候，不是我们中了头彩，而是我们迷失的太深，失去的太多，有历史文化遗产，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有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所幸尚有朱幼棣的后望和反思，虽然，这种人，这种文也即将绝种，但这毕竟是绝望中的一丝希望。
文化是什么，在“官本位”“金钱万能”者面前，文化一文不值，但是在士大夫心目中，在朱幼棣心中，文化是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哺育我们的乳汁，是我们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因为此，朱幼棣没有发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迈，而是说“人类可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但不能用其全部，要给水留条活路”；他也没有像经济学家和官员那样喜欢用发展解决一切问题，热衷于用经济效益衡量所有事情，他认为“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不能简单地用利大于弊，弊大于利来衡量，因为受益和造成的损害不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没有可比性”；朱幼棣虽然是新华社记者出身，但他没有像新华社一样天天报道移民们的幸福生活，而是用悲天悯人的士大夫情怀近距离关注那些蝼蚁般的移民的悲与苦。
这是一个流行以考古的名义盗墓的虚伪年代，是一个金钱万能的浮华年代，是一个文化一文不值的浅薄年代，以致于谈文化的不如改体制的时髦，写书的没有卖身的富裕，文字没有安全套常用。然而，体制可以改，甚至可以改来改去，但是文化不能灭，人文情怀不可无，因为文化是根，更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所在。
后望中国，stop ch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