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还是帝国降临？

不管怎么说，《世界是平的》至少是个成功的出版业营销个案。已经有无数围绕着它的书评和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在这个坏消息接连不断的世界上，全球化将给所有愿意跟上这一潮流的人带来机会。这个面向未来的蓝图的确振奋人心，不过，关于全球化的书早已汗牛充栋，这是否仅仅是“又一本”这样的书呢？

全球化的好消息

在这本新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把自己描绘为一个敏锐的先知，率先意识到如今每个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合作或竞争，种族、肤色、语言等差异都被打破了，人类通过海底光缆和网络就能实现社会分工。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中，“变革正在无情地推进”，不过那是好事情，因为只要你信仰这位先知的话，顺应潮流作出变革的决策，那么你就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

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很不错，因为“公司和个人几乎可以把工作包到任何地方”，如作者说的，如今“没有所谓的美国人的工作，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参与竞争”。听起来很公平，是吗？而且现在的人才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都可以“即插即用”，似乎还顺便解决了穷国的人才流失问题。

当然，他承认全球网络的单一化进程也会产生自己的问题：通过网络，基地组织也同样会如鱼得水。对此作者还是乐观的，他承认“会有一些彻底不负责任的言论”，不过又说正因为网络充分自由，信息流动才会彻底畅通。但网络并不仅仅是交流速度更快的媒介，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媒介特性，即它的群体激化及协同过滤使思想类似的人沟通更方便，却使不同观念更难沟通（参《网络共和国》）。网上人们总是链接和自己趣味相似的网站，像日本甚至出现了从不认识的网友相约一起自杀的多起案件——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全球化并不是就是鲜花盛开，完全的竞争也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竞技场。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中国的确在低成本制造业中享有巨大的优势和竞争力，但这种开放性同时也意味着本国的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等更难独立发展，因为它们将遭受猛烈的冲击——今天中国是全球汽车业巨头的主战场之一。

作者和所有赞成全球化的人一样，强调的是机会均等；而反对全球化的呼声，实际上强调的是利益均等。因为一个“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有时是极不公平的。正如一个15岁的青年与另一个壮汉对练拳击，或许有助于他提高竞争力，但如果是一个5岁的孩子，那这种公开竞争立刻就会置他于死地。

我本人也觉得，全球化无论好坏，可能是现代化无可逆转的趋势，不过现在为此做好准备的，大多并不是穷国，因此这种骤然放开的格局，最终造成的也许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对他描绘的这个新世界，我很难立刻鼓掌欢迎，对不少弱势的人群来说，这个前景未来也许使自己越竞争越有力，可第一关太难了，他们也许还没进门就倒下了。

有学者曾考察电视的普及对印度村庄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冲击，发现电视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收看电视的人都能直接接受外界的信息，经济开始逐渐好转，对原来的社会秩序也有重大冲击；不过村里少量没有电视机的贫穷家庭，却变得更加弱势了，这一幕何尝不能在网络时代更大范围内重演呢？

另一种预言

《世界是平的》据说得到比尔·盖茨的强烈推荐，这也不奇怪，它的很多段落读起来就像某些宣扬高科技未来前景的财经杂志。对于同一个全球化进程，四年前另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帝国》却给出截然不同的、令人恐惧的预言，声称全球化将导致一个帝国（它将是“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的诞生，在这个新的体系内，民族国家的主权控制在衰落（以“人权高于主权”等名义），并最终被摧毁。毫不奇怪，这本书只有左派知识分子有兴趣，而决不会得到比尔•盖茨的强烈推荐。

《帝国》一书中还引用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自华盛顿的好消息就是国会里每一个人都支持信息高速公路的提法，坏消息则是没有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现代人的确养成了对新技术的推崇心理，不过对这种新技术在何种程度上带来社会文化上的冲击与挑战，通常既无法预见，也很少考虑。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高度的乐观情绪下，也淡淡提到一下自己的忧虑：这一次全球化发生的速度、规模都将远过以往，破坏性也会更强，“因为权力从旧主人转移到新主人手中的过程是无序的”。的确，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旧的社会机制解体的过程，过渡进程常常很痛苦，不过更关键的是，新主人将是谁？

仅凭常识我们也能想到，全球化的收益者将是跨国公司，而不是非洲的农民——后者更可能在“数字鸿沟”中被遗弃。2005年世界500强第一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营业收入3399亿美元——如果该公司是个国家，可以排进全球前20名，相当于6亿印度人的年产值。全球化导致经济流动的“无国界化”，这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却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如今不提“经济殖民”了，但这种资本流动足以使国家身不由己，甚至被迫屈服于国际财团，巴西1990年代的失败和泰国金融风暴就是显著的案例。

在一个前现代社会，各地区经济自立能力通常很高，因为彼此缺乏经济联系，互相依赖的程度也就相对较轻。例如民国时代的中国，全国甚至货币也不统一，各省自给自足的程度高，其经济生活不依赖于其他地区的力量仍可维持——这固然有很多弊端，但如果某地经济衰落，也不会波及到其余省份。而完成政治经济统合进程的日本则全国一体，仿佛一个灵敏的小动物，行动迅捷，但只要一个部位受伤害，就是致命伤，整体都会瘫痪下来。未来全球化深入后，这种景象将更让人熟悉：正由于你与世界密切成为一体，因此你躲避风险的能力也降低了。以前墨西哥或印度发生什么根本与你无关，现在或许那里的经济危机将导致你失去工作，流落街头——而根据常识，一旦发生类似的危机，总是由弱者来承担。

同时，这种经济自立能力的减弱，在带来全球性商品流通的同时，也使文化的多元性遭受极大的冲击。印度各地区自给自足程度高，因此各地的面貌千差万别；而中国近二十年来，常有人抨击抱怨全国城市都长一个模样——这种雷同正是内部流通无边界化的结果。托马斯•弗里德曼描绘了一个平坦、无边界、无差别的世界，人才可以在世界各地参与竞争，这固然平等、美好，但也意味着这些人才要像麦当劳的汉堡一样，符合某个统一的生产标准——而我们知道，这通常就是强者的标准。成功迎接这个全球化社会的人，也需适应全世界的需求。

的确，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以原本任意生态分布的资源等服从于一种技术理性，这本身就会对自然、文化的多元化带来冲击。问题在于这种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使我们的付出少于获得。

总的看来，托马斯•弗里德曼相信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因此他文中不断催促人们赶快抓紧机会，向着明天出发；既然“世界是平的”，那么文化、国界、语言、肤色的差异都不重要，可以相通。而在另一类预言如《帝国》中，我们却看到作者对全球化的质疑，更坚持文化/国家之间的特殊性，对一个单一结构笼罩性影响的恐惧。套用汪荣祖《康章合论》里的话说，托马斯•弗里德曼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

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这本著作似乎极自信，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问题只有一个：我说得究竟对不对？”——问题恐怕就在于，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对错的问题，对于读者来说，兼听则明，多了解和比较一下对全球化的这两种预言，或许能让我们更全面地判断。正如《小马过河》的故事：老牛说水很浅，尽可放心，小松鼠说水很深，他兄弟都淹死在河里了；最后小马自己一试，不深也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