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出版社的生与死

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在“The Business of Books: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nglomerates Took Over Publishing and Changed the Way We Read ”一书中慨叹美国独立出版社的式微，惋惜美国出版业逐渐沦为大众娱乐业的附庸。其实，放掉“美国”二字也未尝不可，毕竟如希夫林所说，在美国发生的事大都也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

读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的中译本（淘宝8块钱一本的扫描版PDF，没有看到实体书，不确定有没有附录），译者把那么一长串题目化约为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出版业”，甚至都不如直译的“图书的生意”，连副标题都省略了，这要如何突出这本书的要旨和亮点？读的时候觉得很是不甘，图书载体撑不起书稿的分量，这分明是一场控诉，关于Pantheon在兰登书屋所有权和管理权易主过程中的境遇，也关于出版业严肃思考的责任在娱乐时代的失落，无不夹杂着希夫林在这个行业的个人境遇（希夫林1990年离开了Pantheon，兰登书屋声称是由于Pantheon的亏损而解雇希夫林，而希夫林后来在保密协议期过后才发声，说Pantheon当时没有任何财务问题，反而是盈利状况良好，是其不堪兰登书屋的干涉才主动离开Pantheon。）。倒是甘琦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人物专稿《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记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http://site.douban.com/162358/widget/notes/8593043/note/320186888/）切中了希夫林观点的要害——“跨国公司如何接管出版业并改变我们的阅读”，可是，这篇文章到2011年才见刊。读到副标题，便大致可猜到希夫林中间偏左的立场，作者的成长环境和职业选择，与他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与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界深刻地勾连在一起。《出版业》从希夫林的父亲1930年代的出版工作开始谈起，直至新世纪之交，最为动人的莫过于欧洲和美国左翼思潮的黄金时代1930s-1970s（是否可以这样说？）。而自撒切尔主义盛行之后，往昔不再。

1. 流亡的知识分子：巴黎、纽约与剑桥
维基百科说希夫林是“anti-Communist socialist”，一讲到具体的政治立场，真是一头雾水，这一立场大概也是他不信任政府出资支持出版机构的原因之一。安德烈•希夫林1935出生于巴黎，俄裔犹太人，后移居美国纽约，最后回到巴黎，告别世界。他的父亲Jacques Schiffrin是一名独立编辑法国，创立了“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七星丛书）（至今这一书系名称仍然在版），1936年加入Gallimard（伽利玛出版社），1940年法国战败后被辞退。由于欧洲大陆愈演愈烈的排犹，希夫林全家同当时许多科学界和人文界的欧陆知识分子一样，选择逃亡当时被寄予厚望的新大陆。希夫林一家经圣特佩罗思、马赛、卡萨布兰卡（在卡萨布兰卡，希夫林一家住进了纪德的公寓，才得以避免前往沙漠集中营）、里斯本，最终到达纽约。一个大陆的陷落成全了另一个大陆。不过，希夫林提到，美国最初在接收难民的政策上摇摆不定，欧洲难民千辛万苦抵达的新大陆并非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自由平等，而这样的美国几乎已经消散在了美国梦的叙述里了，也希望所有人忘却。知识界的流亡尚且不无阻碍，平民背井离乡的窘迫怕是更甚，看着如今难民潮下焦头烂额的欧洲和绥靖的美国，像是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正在重演。华夏大陆也是一样，成全了上海、北平、重庆、昆明、桂林，知识界的南渡北归被反复书写，而蒋兆和的《流民图》则残缺不全，如同每一个时代平民的生活，默默无闻地生，悄无声息地死，没有巴黎和纽约，只是从一处到另一处，挣扎地生存。

安德烈•希夫林的父亲在纽约安顿后，加入了美国独立出版社Pantheon，出版“严肃文学以及有相当文化品味的作品”，在纽约华盛顿广场的一排乔治亚风格的房子里，一批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在做同样的事情，“整天思考如何才能让美国读者接受他们的文化”（P6），他们之间用法语或德语交谈，而非英语。战时，美国社会以保守的孤立主义对待流亡者，尤其对德国人怀有敌意，一些评论家称Pantheon翻译出版的格林童话全集足以证明“德国人骨子里那种天生的残忍”。纪德、阿伦特、福柯、萨特、波伏娃、格拉斯、杜拉斯等等如今被誉为大师级的作品都在Pantheon的图书目录上，而其中大多数作品第一次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并未得到多大注意。在1960s-1970s美国和全球波澜起伏的政治境况下，尤其是在出版物与各种运动的相互勾连的情况下，美国出版界向左靠拢，从种族歧视到社会不平等，图书题材广泛，一些图书的销量也不错。而到1990年代，“大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颇具争议的中间偏左的图书，只剩下几家独立的非主流出版社还依旧坚持着”（P121），希夫林在离开Pantheon之后加入的The New Press应该算是其中之一。

尽管从地理距离上来看，巴黎与伦敦更近，纽约才是被茫茫大西洋隔开的另一边，从历史渊源上看，伦敦又和纽约说着同一种语言，可是巴黎和纽约的关系似乎始终比这两个城市与英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关系更近一些。希夫林的自传“A Political Education”的副标题“Coming of Age in Paris and New York”，巴黎和纽约是主角。希夫林的剑桥或伦敦是巴黎和纽约之外的一个他处，尽管他最终选择纽约作为实践出版理想的中心，英国的城市不仅让他邂逅了美丽聪慧的夫人（利维斯的学生），还让他与英国思想最锋利的时刻相遇。1950年代安德烈•希夫林在剑桥大学靠梅隆奖学金完成了两年研究生课程，成为校内刊物《格兰塔》（Granta）的第一个美国编辑，同一时期，英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新左派力量崛起，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霍加特等人的作品改变了希夫林的想法。在维克多•戈伦茨的推荐下，Pantheon买下了1500套E.P.汤姆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拉开了Pantheon出版历史著作的序幕，自那时起到《出版业》成稿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已卖出了6万套，而且还在加印。与汤普森一同出现在Pantheon书单上的应该历史学家还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希尔、乔治•鲁德等等，其时，美国人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P27）。出版社希望通过出版的图书消除麦卡锡时代的阴影，给1950年代的美国人带去知识启蒙（P26），Pantheon找到了许多被美国老牌出版社拒绝或忽视的作者，不考虑新书是否会马上赚钱，也不考虑作者下一本书是否有赚钱的潜力。不论编辑如何认同作品，读者才是图书最终的归宿，尽管Pantheon的图书目录和作者名单让人热血沸腾，图书销售成绩也不逊色，可是令人沮丧的时刻依然存在：“我们费尽心血把这么多欧洲作品引入美国，可到头来却发现，我们的遭遇并不比战争时期的出版商前辈们好多少，这对我们是个沉重的打击。面对欧洲大师们的重要作品，不管属于历史、心理分析还是其他领域，我们都可以轻松地把它们翻译过来。可面对美国读者、书评家这堵墙，我们却无能为力。”（P36）这番话放到如今大众娱乐占据闲暇的时代，也同样适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商业、政治与文化的斡旋与挣扎
《出版业》将矛头直指出版业的商业化和集团化，Pantheon 1940-1990年的经历真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佐证，也由于与时代、与欧美知识分子的联系而颇具传奇色彩。中国出版界大都对兰登书屋怀有好感，在过去几年涉猎不深的学习里，几乎没有听到过对兰登书屋的负面评价。自去年自己做论文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国内对海外出版机构的论述是如此匮乏和单面得不可思议，几乎全部集中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与近代中国出版业研究风格截然不同。这样的研究偏向其实非常明确，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事业单位转企业单位，经济压力不言而喻。跨国出版巨头无疑是佐证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绝佳表征，英国的培生、美国的兰登书屋（现在这两家已是一家），荷兰的爱思唯尔，德国的科威，其成功的经营管理模式和资本运作都被认为是中国出版社应当学习的对象，曾有一度关于出版社集团化的文章特别多。中国的出版业与海外非常不同，近代出版业与新中国的出版业非常不同，如今国内出版机构大致可分为国营和民营，国营垄断书号，民营大都以文化公司或工作室名义存在，为国营出版社提供出版项目。民营出版公司很难实现希夫林意义上的“独立出版”，反而与大众娱乐产业更为贴近，起点中文、果麦、读客、磨铁，以及等等一系列民营出版公司，无不商业味十足，IP开发部或者影视部的建立想必只是谁先谁后的问题。除了商业性作品（如通俗小说），其他门类的作品似乎并不是属于他们的任务。“正统”出版界的信心似乎一天不如一天，而严肃作品的面世又非以此为依靠不可。在中国大陆，学术类书籍销量达3000册已是不错的成绩，唐诺也说只要找到那两千个出来买书的人，偌大的中国，两三千人依凭着一本书而建立联系，真是既治愈又冷峻。

在谈到出版界广泛存在的商业化现象时，希夫林认为，大学出版社都无法避免商业化的打击，“毕竟，以前不就发生过由于缺少学生导致学校关闭整个系的事情吗？如果连教学本身都未能在压力之下幸免，又能有什么措施保护大学的出版社呢？”（P121）忽然为华师大出版社《一课一练》的畅销和长销而庆幸。不知道希夫林这里提到的“学校关闭整个系”的事情，是指普遍现象还是特指某个事件，读到这段立刻想到伯明翰大学2002年6月关闭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关闭文化研究中心（CCCS，1964-2002，38年）的事情。根据媒体报道，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由于在伯明翰大学末位淘汰制的评估体系中分值欠佳，分值欠佳的原因则是该系没有为学校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也没有足够的生源。而实际上，在该系被关闭的前一个学期，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在读，同时有600多人申请进入该系（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351393/）。这就是“科学”的评价体系和传媒的力量。希夫林提到这件事像是他作为编辑，理所当然地为他的作者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打抱不平。

希夫林用“市场审查制度”描述商业化对出版业的影响，商业以“科学”的名义蛊惑出版业放弃独立性和责任感。然而，一旦牵涉的到政治，甚至道德，出版业的“责任感”则变得复杂。希夫林讲到的一个例子让我无法释怀，不仅是因为手稿上的鲜血，而是因为被出版界所拥有的议程设置的权力而震撼，为历史的另一个可能而震撼，而这样的时刻岂止一个两个。他称之为“理想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审查制度”，其背后的动机“肯定不是要追逐利润”。

“哈泼斯出版社一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期作品的出版商，二战前夕，它得到了一份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章校样，上面还沾着作者的鲜血。因为在托洛茨基被拉蒙•桑德（Ramon Sander）暗杀时，这份校样正摆在他的书桌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为了让校样马上问世，将它火速传到了纽约。当时担任哈泼斯主编的是卡斯•坎菲尔德，他意识到美国不久就会同德国开战，到时必定需要斯大林的全力支援。……当下的明智之举就是不要马上出版这本书，还是等到日后某个合适的时间再说。就这样直到战争结束，那些已经印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一直被留在哈泼斯的仓库里和尘土为伍。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得知，在那些重要的年代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将如何影响美国人的思维，又将如何使我们对前苏联的政策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但这个停止出版的决定及其产生的过程完美体现了当时主导英美出版界的‘负责的’精英姿态。在他们看来，虽然公司会因此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也没有更深入的讨论，但身为公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P117）

读完这个托洛茨基的遗稿的出版故事，第一个跳出来的词是“for the greater good”，具有足以遮蔽一切的合理性，完美得令人发指。《出版业》英文原版2000年出版，距今已有十多年，很想再听听老爷子在2010s对欧美出版业的观察，可惜再也不能了。希望这类洋溢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书稿不会就此终结。

今年的央视春晚已经很明确地指示了支配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两种绝对力量，一是CC主导的党政一体的政治权威，二是资本巨头主导的经济霸权，出版社不过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实体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对待出版业的态度，与对待其他生意的态度不一样，毕竟，人们还是会为一家书店的关闭或一家出版机构的关停感到唏嘘，而一家房产中介的倒掉则全然不必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