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

一个多月前看《Freakonomics》，这两本书里碰巧都提到了一个社会问题。

大概在1990年向后的几年里，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于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们各显神通，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起其中的原因。而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经济学的书里面，作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在七十年代，纽约州及其它各州逐渐开始立法使得堕胎合法化。我之前在美国和在香港都跟当地的人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看看，自己倒是一直挺pro-life的。总觉得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既然被赋予了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仅仅是因为父母亲的不想负责任就可以残忍的结束它么。人想自杀别人管不着，这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凭什么只是因为是给予它生命的父母，就可以又权利替它来做决定呢。只是书里提到了我一直忽视的一点。不可否认，也许是有人生出来就是所谓“born to be evil”，但是后天的教育与环境是完全可以影响人内心的发展的。且不说《Criminal minds》里面那些根据事实改编出来案例，用常识来看：假设一个女人在不情愿或者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受了孕，而又不得不把小孩生出来。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他（她）会是带着怨气来到这个世界的或者将来生长在父（母）亲力有未逮的单亲家庭之中，本应享受到的家庭中的温情脉脉被冷漠，孤独，甚至家人的虐待或者侵犯所取代，那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小孩没有办法感知爱与温暖，无法与他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不想成为反社会者都难。那么到了九十年代，本来应该在那个时候到年龄的罪犯们却因为堕胎合法化的原因实际上是没有来到这个社会上来的，所以说纽约城的犯罪率下降了近75%，成为所谓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城市。尽管说有些人也因为逃避责任轻易选择不要小孩，贪图享乐与安逸，但是作者对比其它几个州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数据，以及是堕胎合法化的先后顺序，得出这项法案还是利大于弊的。以上总结，是经济学家给出的原因。

而我这两天的看的书，New Yorker的一个专栏作家Malcolm Gladwell十年前出版的，神奇地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当然两个作者都提到了警力以及装备的提升，还有crack cocaine的发明导致很多人不用再铤而走险在街头闹事进而酿成重罪，但是他们眼中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也许是因为这个作家跟东部的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们打交道多吧，他更倾向于把犯罪率大幅降低归结于决策者对一个理论——The broken window theory——的理解和运用。大体就是说，如果一辆一切安好的车子停在巷道里无人看守，人们也许并不会去可以破坏它，但是一旦有一个人对车做出了明显的破坏，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儿，很快车子就会被破坏地体无完肤。这强调的，就是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我认为和中国人所说的，善恶即在一念之间有些微妙的联系。而那些纽约城里大街小巷的犯罪，作者则归其原因于墙上从上大小以及地铁里从里到位的涂鸦，以及肮脏的环境。当时在警察局里一位专家认为其实重罪犯就是从街头小流氓小地痞发展而来的，关键是要管住那些个人们的小打小闹，好比随地便溺，破坏售票机，或者逃仅仅是一美金的地铁车票。尽管说是对警力一下子有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一方面要把所能控制的地铁以及墙上的涂鸦全部清洁干净，即使后来被人污染了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清理，让每辆能够发出的车子都是没有“graffiti”的；而另一方面，在地铁入口安排大量便衣警察，抓住那些本来警察根本不屑抓的小肇事者们，一旦抓住就入档案，查指纹，案底，一点儿也不会因为案件轻微就松懈。警察们也在抓小喽啰的时候不时得到惊喜，原来很多人都大有可查之处，远不像他们最初所想象的小毛贼那样简单。双管齐下，这是作家联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得到的结论。

各说各有理，大家都认为自己找到的原因才是最关键的，然后再找些论据说明别人给出的原因并不是最关键的。只是对我而言，那些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看得人异常过瘾。思考的过程再有人看来往往很枯燥，可是也只有当局者，才能“迷”的起来吧。不过两位作者的文笔是如此之妙，让我这个旁观者也不知不觉“入迷”了呢。在这里，我非常赞同有一位作者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给错了答案，没有根本解决事件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也相信，关键，还是在发现那个切中肯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