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About Thinking

  作者一开始就是驳斥了自从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一派的古典哲学认为思维上的理性和感性是二元对立的冲突，过多的感性会损害人的理性运用，而只有运用理性才能做出正确决定。显然，这种理性永远优越于感性的论调并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发现。相反，根据书中引用的例子，缺乏感性可能使人完全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一个智商和认知能力都正常的病人，因为脑部创伤而无法体验到任何情绪，他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他基本无论任何大小事情都不能决定，这令他近乎无法正常生活，像一个原本只需十分钟的简单测试他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完成，因为他不断被一些不相关的枝节问题所缠扰，像该用桌上的蓝色笔还是黑色笔？先填哪一部分？是先写名字还是年龄？等等。像决定今天去哪里食午饭，他就要不断比较各间餐厅的菜牌、位置、行车路线、座位安排、灯光布置种种因素，在无休无止的横向纵向分析比较中，他仍然无法决定他比较想去哪一间餐厅。

  这种决断不能的产生原因是病理性的，因为这名病人此前因为肿瘤切除手术，使他大脑的一部分frontal lobe组织受损，结果导致他无法体验任何情绪。一个人之所以无法按照柏拉图理想国般的纯然理性地生活，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互相影响的相关因素无穷无尽，要一一将它们细细分析是不可能的事。而我们的感性部分就是大脑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点来讲，感性的优势就是快、敏捷、高效。因为大脑的感性部分是过去亿万年演化过程中累积的经验，而且还会自动搜集你平时意识层面上没有注意到的各种信息，并总结归纳出一定的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对未来作出某种预测——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当之后出现的结果与期望不一致，也就是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时，大脑一种叫dopamine的物质就会突然增多，它是用来刺激人的情绪反应，这是用来提醒你可能有潜在的危险或者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作者所讲，Nothing focuses the mind like surprise。这当中，dopamine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精神分裂者就是因为大脑内的dopamine数量不足，无法把外界发生的事情有序地联系起来；而妄想就是因为有太多这种物质了，以至于产生了虚幻的correlation），通过它的数量浮动来转移人的注意力集中的方向，不断更新大脑对外界行为模式的“数据库”，将新的资讯利用情绪的变化而储存下来，从而修正自己的预测。

  举个例子来说，科学家在发出一种特殊讯号响声后，给实验对象的猴子一些果汁，一开始时，只有在猴子喝到果汁时，它的神经才产生dopamine（也是会带来愉悦的感觉）；但如是者重复这个动作几次之后，猴子在听到讯号响声时已经产生了dopamine（作出一定预测），而当果汁来了的时候，它会感觉到一阵短暂的愉悦（大脑对预测准确所产生的舒服感），但如果响声过后没有果汁，引起了大脑的警惕，猴子的dopamine就会突然骤降，因为它此前形成的行为模式预测错误，通过dopamine的数量浮动来创造正面和负面情绪，从而使我们注意到周边环境的irregularity，换言之，如果一切如常，我们的情绪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但如果有异常情况（跟大脑潜意识的期望有落差），我们的情绪就迅速迫使我们只关注着那些注意想不到的事情，排除其他不相关的信息。这其实一种非常高效的信息提取方法，也是为什么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理性分析的部分直接取代了感性部分的情形。事实上，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从大脑构造来看，我们人类不仅是最具理性的，同时也是最富有感情的。感性其实就是大脑基于以往经验上，预先对未来事件以package形式所作出的分析，就好像写作模板一样，让我们在需要作出迅速决定时有可以依赖的工具，也是为什么在super bowl比赛的关键时刻王牌球员能够在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决定了在各种战略路线间如何投出致胜的一球；为什么世界扑克大赛的冠军能够面对复杂多变的排列组合应对自如；为什么一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员能够用肉眼观察雷达屏幕前两个小光点在0.8秒间出现频率的差异而断定它们是敌方的巡航导弹而非自己的军机，并本能反应地按下将其击落的按钮。

  根据作者的看法，所谓专家就是对某一特定类型的信息极端敏感以至于能在大脑产生瞬间的本能反应，来作出判断，像华尔街的交易员，每天看着电脑上密麻麻的股票名称和价格变化，数据之多早已超越了大脑理性分析部分运行的负荷上限，但是他们就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要买卖哪一只股票，该卖出还是买进，在什么价位买，买多少，以什么方式买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他们在意识层面上也无法解释他们决定的理据，或者说出在电脑屏幕上25只股票哪一只更好。但他们可以马上告诉你哪一只他们感觉更好。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感性弥补理性分析的另一个不足，就是理性分析常常会被无关或者不重要的信息所干扰，所谓的choking on thought ，书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去把《美国消费者报告》上排名第一、二十四、三十二、四十四的四种果酱分别给测试者品尝，然后问他们比较喜欢哪一种。测试结果与《报告》的调查统计相若，但第二次测试作了一个小小的改动，要测试者品尝完之后，不但要选出他们所喜欢的果酱，还有填写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来列出支持他们选择的论据，像诸如果酱质感、浓稠程度、甜味、颜色、外观等等各项作详细分析。可是，得出的结果不但与此前的不相符，而且事后有测试者也承认他选了一款他根本不喜欢的果酱，只是因为他试图以一种逻辑有序的方式组织自己喜欢某一款果酱的理由，结果越想越多，反而选了排名较低的那一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八十年代一群MIT商学院的学生被分成两个测试组，一组学生在选了某一只股票之后，他们获得的资讯就只有该股票价格的升跌，没有背后原因分析或者其他相关资讯，然后据此来决定他们的投资动态。另外一组学生，就可以查阅他们想要的任何资料，可以整天看着CNBC和《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和咨询有关专家分析员。结果，资讯比较少的那组平均成绩是比接受资讯完全没限制的那组好超过两倍。（书上还有好几个有趣的例子，像买车组合的例子和发明了磁力共振检查技术反而使美国的骨病治疗情况转差的例子。）

  除了运行速度慢，处理信息量有限，理性思维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它有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精确。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两个外观上一样的碗，但其中一个的底部比较浅，换言之就是有一个碗容量大点，有一个容量小点。两个碗都装满了M & M巧克力豆，先给测试者分量少的那碗，这是在他们正常食量范围内，他们把巧克力豆吃完了。第二次测试，测试者得到较多的那碗，他们同样也把全部的巧克力豆都吃完，如是者循环几次，测试者结果吃了比他们平时消费量多66%的巧克力豆。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消费社会的肥胖率普遍偏高，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倾向于用可以看见的具体物件来作为量度事物的度量单位，如果我们看见用两只看上去一样的碗装着的巧克力豆，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它们的分量是一样的。类似这样的思维误区还有很多，像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大师Richard Thaler的一个关于mental accounting的经典例子。想象你要去看电影，买了一张10元的电影票，可是在走进戏院时发现票不见了，你会再花十元钱补买一张电影票吗？只有46%接受调查的人表示愿意，可是当换了一种情况：你决定去看电影，可是当你走到戏院售票窗前时发现自己路上丢了10元，请问你还会买票看电影吗？这种情况下，88%的人都说会。但在明显就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前提产生冲突：a dollar is always a dollar，站在一个绝对理性的人的角度，上述两个例子的本质是一样的，同样都是失去了十元钱，但产生的心理意义却大不相同，如果再补买一张票，人们会觉得看一场电影花20元太贵了（虽然当中的10元已经没了，跟接下来看不看电影完全没有关系），但在第二种情况，大家都只是觉得他丢失了属于另外一个account的10元钱而已，看这场电影还是处于10元的合理价格水平。

  讲了这么多大脑prefrontal cortex理性思维的运作缺陷，是不是就代表感性优于理性，我们应该时刻跟随我们的直觉呢？答案当然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大脑运作和作出正确决定是如此tricky的一件事情，它并没有一个划一、必然的答案。因为正如上文所讲过，感性反应只不过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和日常经验累积所形成的组合包装的事先分析，既然我们会被思维程式所欺骗，同样也会我们的感觉所欺骗。当中一个最显然的例子就是赌博。人们沉迷赌博，甚至成为病态赌徒其实有着很深的病理学和心理学根源。一个患有柏金遜症的女英文教师，忽然之间迷上了玩老虎机，全然不顾其他事情，害得自己失去了工作、丈夫、家庭，原因就在于她的医生开给她治疗的一种药物中含有dopamine的成分。还记得上文提到的这种物质，它能带给人兴奋和刺激的感觉（性和毒品的愉悦感都源于此），而这种物质的分泌是源于大脑意图对发生了突如其来或意想不到的事情通过情绪反应的起伏来进行信息记录和预测出一定的行为模式，这里就有一个前提，那是大脑处理的对象是有一定内在规律的，如果面对的是彻底的随机概率事件呢？这就是赌博出现的问题，我们知道dopamine最大的刺激源就是surprise，有什么比变幻莫测的赌桌更令人surprise呢？而且更重要的，在大量dopamine的刺激作用下（这种兴奋喻快感是会令人上瘾的），人们开始形成一种想象的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规律，像著名的gambler's fallacy（例如，某次赌局已经连续开出了26盘小了，绝多数人都认为下一盘开大的几率是压倒性地大于开小的几率，因为他们把前后发生几盘赌局是一个有内在规律、会整体上相互平衡的系统，但事实上，下一盘开大还是开小是一个几率均等的独立事件。）有一个实验，就是在一个T型迷宫的两端，或左或右，放置食物，让测试者猜哪一端有食物。食物的放置是完全随机的，除了设计者让猜测总次数的40%在右边、60%在左边之外，并没有其他规律可言。第一组测试者是一群实验室老鼠，经过几次试验它们很快就找到了60%-40%的规律，它们没有追求完美的解答方法，所以每次都选择左转，结果当然有60%成功率。另外一组测试者是一群耶鲁大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比老鼠聪明多了，也更确信食物放置排列组合当中有着比60%-40%规律更复杂更隐秘的pattern，他们也确信自己已经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结果统计他们的成功率只有52%，还不如老鼠稳占的60%。同样的原理也可套用在金融投资上，过去五年大部分基金经理的投资表现还不如用电脑随机组合若干只S&P 500指数的成份股的收益。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试图在没有规律中，找出不存在的规律，最后往往都是困在自己的臆想里。（类似的例子还有第7章the brain is an argument里关于专业政治评论员的预测通常都比普通人差，不过那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政治评论员往往带着某种固定封闭的世界观来分析问题，很容易选择排除或无视与其政治信念相冲突的讯息，结果造成信息处理的失真。）

  除了上述的感觉陷阱之外，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loss aversion，简单地来讲，就是人们不喜欢失去钱的感觉，即便者在长远让他们有更大的收益，在付出或失去金钱财物的当下这一刹那，他们大脑的感性部分还是会普遍产生不快的感受。这充分解释了一个经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一个迷思：根据经济学家统计，从1926年开始，股市的平均年收益率有6.4%，而债券只有不到0.5%，而且从整体来看，只投资股市的投资组合表现总是优于既投资债券又投资股市的投资组合。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还会有人买债券呢？而这现象并不只限于普通人，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也不能幸免，曾因他的投资组合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Harry Markowitz，他对于他自己的退休金管理并不是像他给别人的建议一样，是基于对投资的数学推理，而是落入了loss aversion的陷阱，把退休金的一半投资股市一半投资债券，失去了最优化自己退休金收益的机会。有另外一个相关实验，在每一轮中测试中，测试者可以选择投资一元，或者不投资。如果他不投资，他可以留着那一元；如果投资，那他就把手中的一元钱交给工作人员，由该工作人员掷一枚硬币，出现正面的话就失去了那一元，反面就可以额外再获得2.5元，整个实验持续二十个回合。如果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话，也就是他们的决定是完全基于对数字的推理分析，那他就应该每一次都选择去掷硬币。事实上，如果每个人每一轮都去掷硬币，他最终收益少于20元的机率只有13%。心理学家找了两组人来做参照实验，一组是普通人，一组是前文介绍过因脑部创伤而无法体验感情的人。结果，无感情的那组有83.7%的次数选择了掷硬币，而普通人只有不到60%。（读书笔记里摘录了Deal or No Deal的例子，更详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Loss aversion是人类情感的固有缺陷，它的根源是一种叫做negativity bias的心理现象，人们对负面情绪的感受总是强烈于对正面情绪的感受。正如Jonathan Haidt 在他的书The Happiness Hypothesis中指出的那样，很多人都相信一个被裁定谋杀罪成的罪犯起码要有25次以上拯救生命的见义勇为举动才能弥补他的过失；在一段婚姻关系中，一次批评至少需要另外五次赞美性的评价来平衡对对方的伤害。没有任何理性原因去支持这些我们先天感觉的偏差，但它就是客观地存在着。这个心理现象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持续高企的信用卡债务和08年爆破的次贷泡沫，我们总是会被自己如何千方百计地拖延付款而感到惊讶，即使这样长远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大脑的理性部分很多时候还是不能阻止已经被由诱惑俘虏的感性部分作出愚蠢决定。有经济学家比较过这两种信用卡推广方案：第一种在首六个月有4.9%的优惠利率，但之后这张卡的终生利率就维持在16%；另一种在首六个月时利率稍高一点，是6.9%，但之后的终生利率则是较为实惠的14%。如果消费者作一个纯然理性的选择，当然应该毫无犹豫地选择第二种，但事实是，选择第一种的人数是第二种的三倍以上。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现在的享受的价值，而低估了未来的债务的负担。

  西方哲学有一个争论了多年而一直并无定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或者什么是自由意志。某程度上，决定论者是对的，因为我们的情感部分是如此强大，几乎主导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流程。我们的决定、喜恶、欲望都由我们的基因、身处的环境和过往的种种经验汇合塑造而成，我们的一举一动，下一步是向前走还是向左走，早已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决定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已经确定要向前走然后在想出一个理由来补充说明自己的举动。但，Thank God，我们的大脑还有prefrontal cortex的构造，我们还有进行理性分析思考的能力，当我们的意识察觉到我们要向前迈进时，它能够发出信号指令来阻止limbic system的运作。我想，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最大意义，我们虽然受困于许多先天上的缺陷，但我们起码能够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正如作者所言：“（the）ability to alternate between emotions and rationality has one important effect：it forces him to always think about how he’s thinking.”不断反思我们的决定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做出的，究竟是一种情感的直觉的判断，还是理性推敲的过程？一方面我们有经过千百万年演化而来的感性部分，我们知道它是一部强大的决策机器，同时也是极佳的讯息搜集装置，能够注意周遭我们意识层面上注意不到的变化，除了快捷敏锐的优点外，某些时候准确率还高于理性推理（前提是在某一个特定方面要有长时间的训练和高强度的注意集中，就像前文“成为专家”那段提到的那样，大脑的感性部分帮我们处理了理性部分所负荷不了的过量信息，像世界扑克冠军在打牌的时候或者隐形战机驾驶员在执行任务时，他并不需要进行像几何证明那样一步一步的推理，只是简单地跟随自己的直觉反而有更好的结果）。但理性分析是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弥补我们的先天缺陷。在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或者涉及到数字、金钱的问题时，要着重运用理性去检验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我们的情感大脑在面对数字时太容易受到蒙蔽了，详见各种行为心理学和消费心理学的例子）。还有一种情况要特别留意，就是遇到以前经验里没有过的问题，或者需要创意方案来解决的问题时，不要依赖自己的情绪反应，要用理性的逻辑演绎的能力来寻找最合适的解答方法，因为我们的感性部分是建基于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一旦我们意识到眼前的危机并不在经验范围内，就应该马上克服本能的情绪反应，因为这时的情绪反应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资讯，再纠缠下去只会干扰甚至误导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书中那个遭遇山火的消防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没有像他的队员们盲从内心的恐慌，一味地往山上跑，因为他意识到自己逃跑的速度跑不过山火扩散的速度，这样做除了浪费体力外，只是死路一条。在冷静思考了一阵以后，他想出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方法来解决面前这个他之前从未遇过的重大危机，他决定停下来，掏出身上携带的火柴把自己周围一圈草地上的干草都烧光了，然后用微湿的手巾掩盖口鼻，半蹲在他自己烧出来的一小圈旱土上（草地上的干草是燃烧三要素中的可燃物，这名消防员先消灭了与自己身边接触到的可燃物，从而阻挡了山火蔓延到他所身处的那一小块区域），呼吸着仅余的稀薄的氧气，最后他奇迹般地生还了，而其他慌忙奔跑的都无一幸免被大火吞噬了。事后回想起，其实这个方法背后的原理颇为简单，但在当下那个时刻能想出这个方法就需要天才般的冷静和对自己内心看见火就像逃跑的冲动的克制。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prefrontal cortex作最后判断把关的工作。另外，根据作者的结论，我们还需要时刻拥抱不确定性（embrace uncertainty），不要因为感觉不舒服就提早关闭掉自己大脑内部的模拟辩论（mental debate），总是在分析时先作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假设，再为它们各自寻找足够的理据，强迫自己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同一事实；同时，还有不断提醒自己还有什么是你所未知的，因为任何理论模型也会有出现漏洞时，时刻提醒自己的未知有助于你更快更高效地找到问题所在。

  Thinking About Thinking，这是作者最后的一点建议，无论作出怎样的决定，一定要意识到你的决定和你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才得出这个决定的，理性分析的，感性直觉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一旦出现错误时，你能立即追踪当初的思维轨迹有哪一部分出来了差错，事实证明，经验——错误的归纳模式是人类最根本也最可靠的学习方法。书中最后提到一个例子，就是空难事故率在1940年至1990年期间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但到了1990年以后，事故率骤然大降，使乘搭飞机成为最安全的出行方式（比驾车的事故率低得多），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电脑化的模拟飞行驾驶器的出现，飞行员能够在逼真的模拟环境不断操作练习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这种能把印象记忆和知识运用结合起来的方法（按作者的话来讲，就是internalize），使飞行员执勤时决策失误率大大降低，对我们如何改进自己的决策能力，极具参考意义。我们的大脑有很多令我们吃惊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大脑的运作永远都有改善的空间。So, keep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