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生命”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吴情

海边沙滩上的细小沙粒、白色的贝壳，哪一个是生物？哪一个不是生物？这个问题看似愚蠢，甚至不值得认真对待。不过，在显而易见的论断背后，你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无意识”？会运动的便是生物？存在生命力的便是生物（似有循环论证之嫌）？抛开这个具体的问题，追问何为生物，似乎尤为必要。在上帝已死的年代，以上帝创世之说来区分生物与非生物，一时难以服众。如果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在一个讲求实证的年代，或许说服力有所增强，所谓生物，到底是什么？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试问，所谓生命，到底是什么？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日本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学者、生物学家福冈伸一著，一本关于如何理解生命的科普作品。出版以来，《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共获三得利学艺奖、新书大奖。除本书外，福冈伸一还著有论述疯牛病的《可以放心吃牛肉了吗？》、质疑蛋白质病原体说的《论朊病毒说的真实性》等作。在本书中，福冈伸一回顾了自己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并且从人类生物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中，试着对“生物”下个定义并向读者详加诠释。

在分子生物学之前，不同的科学家都有自己对“生物”或“生命”的一点或一些经验性解释。而分子生物学之后，生命是一套自我复制系统这一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要谈及这一理念，不能不说起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两位年轻的剑桥科学家，他们在一篇论文中正式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这里涉及一桩学术公案，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应与他们共同分享之后的荣誉）。“他们在论文的最后暗示道：‘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推测的双螺旋结构暗示了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机制。’”这与笛卡尔的“机械生命观”相符，也即人是设计精巧的机械，机械可以拆卸，也可以重新组合，零部件契合度而非时间构建其完整性。

然而，分子生物学诞生不久，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了笛卡尔式机械生命观的局限性所在。在具体的试验中，将零件拆卸、重组的方式，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换句话说，‘生命体=用无数零部件组装而成的模型’，这种推测不足以解释生命体的重要特性。”而经过鲁道夫·舍恩海默、乔治·帕拉得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的努力下，“动态平衡”理论获得了更多认可。所谓“生命”，可以被定义成“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流体”，它“绝非用静态的零件拼凑而成的‘分子机器’，而是建立在零件本身的动态变化之上。”而这一动态平衡机制，具有时间性。

除却对生物学领域内重大突破的介绍（迷人的江户川乱步式的侦探推理风格），福冈伸一的个人的求学经历，也有不少发人深思之处。他通过亲身经历，比较了美国的科学实验室制度和日本大学的实验室制度，对后者官僚主义的风格表达了微词，但对前者大加推崇的同时，也对美国东海岸某些大学的巨大科研压力，“不发表即出走”的学界风气表示了一定的担忧，毕竟，科学研究的成果，非一朝一夕之间的产物。

其实，对“生物”进行定义，或多或少暗含了人类“什么是生命？”这一终极问题的理解。笛卡尔的机械生命观与分子生物学有所暗合，而去本质化的生命观与动态平衡理论相一致，科学与哲学，在这样的层面上，似乎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在科学至上主义愈发加剧的年代，不禁让人眼前一亮。福冈伸一参与的一个试验最终失败（“失去了一段基因的小鼠一切正常”），但他不以为意，而是感叹道，“我们不应该消沉失落，而是应该惊讶于它的正常。动态平衡系统那灵活的适应能力与惊人的修复能力，值得我们赞叹与喝彩。”科学试验失败多过于功，而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因而也将永无止境。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