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只是关乎熊猫的故事

熊猫之于中国，就像鸭嘴兽之于澳大利亚，当你给外国人展示它们的照片，他们立刻会明白你来自哪个国家，这就是国家名片的力量。然而，在并不遥远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现在的“国宝”，当时的生活远非今天这般优渥。乔治•夏勒博士的《最后的熊猫》，用亲身经历向读者讲述那些难忘的瞬间，从中我们也可窥见当时中国动物保护的状况与社会变迁。
这项目的核心是熊猫，而一切远非作为生物学家的作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80年代初的中国，那场大浩劫虽已结束，但人们仍心有余悸，对外来事物仍心存戒备，何况是针对一群外国人要跑到中国的深山老林去研究熊猫这样敏感的事情。他们是何居心？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种种疑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非没有道理，但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从项目一开始就存在的不信任，终究是令人心中很不舒服的。
这一熊猫研究项目的进行，与中国政府和WWF之间的谈判与斡旋密不可分。今天提到大名鼎鼎的NGO组织WWF，相信很多关注环保的人对它都有所了解，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谁会清楚WWF是干什么的，是否会给中国带来不利的影响。在艰难的谈判中，我们看到双方的努力与坚持，他们最终都是以保护熊猫为共同目的，只是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双方立场的不同，导致谈判屡屡受挫，在乔治•夏勒的回忆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不满与不解。而有些行政事务、人情世故方面的事情，随着在中国工作的深入，乔治也有所领会，有时为了科研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颇为无奈。
即使在今天，NGO在中国的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它们由一群热血理想主义者坚守着，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步履维艰。多数NGO以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被政府忽略的领域，起到辅助性作用。当年与乔治•夏勒一同工作的吕植，后来创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让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在中国继续，令人敬佩。乔治在《最后的熊猫》这本书的尾声里，也表达了对吕植的赞美。正因为有这样的生物学家，中国的生态保护才有希望。
而当时有些人在建成的研究中心大楼里安逸享乐，全然忘记研究的责任，与吕植等敬业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发生这种事情，在西方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在我们看来，只能无奈地说，这也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当人类连动物的专项资金都要克扣并化为己有，到底谁更需要被“研究”呢？
野外考察工作从来就不是浪漫的探险，如果让科学家的心中再蒙上一层迷雾，那就更不应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残酷的熊猫生存史：被国外探险家猎杀，被周边村民杀害并取毛皮，被政府用作工具租给他国，这就是“国宝”的心酸悲苦史。愿那每一个自由的生命，在森林中享受它本来的快乐。
如今，熊猫贵为“国宝”，俨然成为大明星。社交网络上与熊猫有关的账号有着大量的粉丝，人们喜欢他们眼中可爱而又有些笨拙的熊猫，而他们却不曾为这个生命失去享受野外生活的乐趣而感到悲哀。有些更幸运的熊猫，被当作国礼送给别的国家作为友谊交流，而在古代时，人们是骑着熊猫进行战争的，看来从古至今熊猫与政治一直密不可分。虽然从这本书完成距现在已有多年，但这仍是中国生态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