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熊猫

文/宋薇棠

关于熊猫，我知道得实在不多，没有去过卧龙，也没有读过关于熊猫的生物知识，我对它的真实认知，仅仅只是南京红山动物园里一个吃着竹叶、不甘不愿地坐在游客眼前的背影而已。它被保护得那么好，好到让幼时的我羡慕嫉妒恨，只愿来生也能做一只熊猫。
所以读《最后的熊猫》时，我是带着羡慕嫉妒恨开始的。不过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就感觉到也许它不仅仅只是在讲熊猫。熊猫作为中国国宝，却由美国的生物学家及环保人士乔治•夏勒为之研究，更何况那时中国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封闭的气息不知道有没有让这个热爱自然的动物研究者感觉到深深的压力，但显然，中外文化差异逃不了。
但最让我意外感觉深刻的，不是这些所谓中外文化差，也不是那些我来不及普及的熊猫生物知识与野外生存趣闻，而是乔治•夏勒以外邦人的视角，敏锐地观察到的熊猫这个物种，背后所存在的政治问题与因由。
我想，在中国大陆真的没有什么动物能比熊猫的福利还要好了，但是有回报必定有付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跳出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范畴，而是成为了政治家们手里谈判的砝码。它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濒危灭绝动物，而是关乎到整个中国的复杂问题。我记得早些年，中国频频送熊猫出境，或是送到较近的台湾，或是送到更远的英国，每每都是大手笔，专机接送，列队欢迎，新闻头条……俨然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试问，在这种以政治为最终目的的情况下，人们真的认真对待熊猫了吗？
为了研究熊猫，乔治•夏勒看到的是80年代中国熊猫研究员将熊猫抓起来，放在研究室干净的屋子里任其大闹，而本应该厚厚的熊猫周期观察记录，却只有薄薄的几张纸。面对“竹子开花”这类可能会引起熊猫饥饿的生物现象，中国研究员只是费劲脑汁地想要把熊猫全部捕回看护所，给予充足的食物与营养，就像中国传统式的老母亲，一味地保护，却忘了去面对与研究这些问题背后的结论。而事实证明，乔治的想法是正确的，熊猫的大量死亡并不是因为“竹子开花”这个具有时效性、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导致的，而是更大规模上的伐木、毁坏森林以及隐蔽的猎杀等多重原因造成。这些缘由放在今天，连小学生都知道，但是放在当时，可以说是有代表性意义的。我们不能说老外比我们厉害，只是他们作为一个从不同国度来的人，能够比我们看得更多面更深远。
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真的很难判定，熊猫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到底幸不幸福？就像庄子说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既然无法避免熊猫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那么至少我们要保护它不那么畏手畏脚，它需要的领地从来不是看护所，也不是研究所，而是景色秀丽的野外。也许有危险，也许有痛苦，但那是它们应该待的地方。政治与熊猫，从来不应该化等号，但也不应该彻底地失去联系，因为至少还有关注，还有未来。
毕竟环保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实在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