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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这样的书，原本是摆书橱用的。
闲来翻看，却不觉读得津津有味，尤其关注作者对中国的评论部分。
由于早早地确立了科举取士，加之动不动就翻天覆地的革命让血统贵族没有生存拓展的空间，使得中国人对于政治的热情非常之普及，与之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热情要理性和淡漠得多。
房龙将中国和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作了比较，于是有了很有趣的发现。
他说，中国人秉承“心到神知”的态度，对于宗教，只将很少的财富花费在建筑庙宇和圣殿上，而与之相比，印度人吝啬于生活、生产设施的投入，“奉祀天神却以数百万”计，这体现了两个文明在文化气质上的巨大差异。
他还提到，前往中国旅行的人，往往找不到任何可以与印度的大型宗教建筑相媲美的庙宇，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现实主义，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夫子就已经教育中国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对来世的期望上了，所以中国的最大的社会财富往往是花费在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浩大无比的公共设施上。
比如长城，运河，黄河大堤，以及无数的，广袤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位美国人的著作停顿在1932年5月，那时候的世界和那时候的中国，都还有激荡跌宕的未来等待发生。
但是客观地说，他对中国的观察是准确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这样的儒家训导不见得对所有的统治者对所有的时间段见效，但是却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民族在整体上陷入宗教迷乱，同时教会了中国人用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把宗教当作最实用的简单工具。
房龙下定论说，孔子，孟子和老子“肯定都不是宗教的创立者”，他们不宣扬什么行善才能赎罪之类的信条，他们提倡的是一种“世俗的，断然的实利主义”，而且他们的所有思想是在人们能够接受，能够实施的前提下的一些道德标准，“非常容易理解，任何人都能够听懂”。
这就使得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统合力，使得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摆脱了宗教迷途，中国的读书阶层秉承着这样的实用主义构造和搭建中国政治的管理结构，不依托神怪魔诋，不仰仗上帝佛陀，只尊崇自然天道，迷信道德高义，当然，如此的弊端是，也不依赖和迷信自然科学和技术手段。
对此，房龙不无崇敬地评说道：“相对于恒河河谷的居民来说，古代的中国人是一个拥有巨大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种族，因为他们总能在付出极少的情况下得到巨大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尊崇自然，道法自然这一点来说，还引申出有趣的一点：
“令人惊奇的是，相对印度艺术而言，西方人却更喜欢中国艺术。在欧洲和美洲家庭中，到处可见中国的绘画、雕塑、陶瓷和漆器，而伴随这些物品而来的印度的匹配物却不得他们喜欢，他们轻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匹配物扰乱了物品的整体协调感，甚至连当地的博物馆都这么认为。”
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恰恰来源于摆脱了光怪陆离的想像世界，而是寻求写实基础上的写意、对称、平衡、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和熔融。
在这样一种文化特征之下，百姓也一样用实用、实利主义去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形形色色的魔怪神仙只是继续红尘生活的某种依托，是现实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的映射和影像，中国人尊崇、敬畏自然但绝不顶礼膜拜，骨子里的现实主义使得他们相信人和人造就的政治力量要远远超过神仙们的法术魔力，人定胜天这样的豪言壮语绝不是没有来由。
毕竟是美国人，房龙所没有看准的事情是，中国人如钱穆所说，富含“政治脂肪”，微妙的人际斗争，权利均衡和官场的进退，以及如何跟风和自我保全，就是中国人寄托本该用在宗教上的精力之所在，对中国人而言，政治即是宗教，这是房龙这样的老外所想不到的。 澹言 2007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