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主舒国治眼里的台湾

舒国治，一个终生文艺的男人，已从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向文艺老年奔去。文艺人生的要缔是永远止步于生活表面，这原不难，但其实不易。第一，大多数人会被命运打入生活深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不由你不接招，有那份福气走马观花到死的，其实是命运的宠儿。第二，大多俗人不管有没有深刻的能力，其实都不甘心于表面，非要挖空心思做个＂槛内人＂，而舒国治就有那份做＂槛外人＂的自觉——就像他的《门外汉的京都》，咂摸的就是那份门外汉看不真切、不乏美丽＂误读＂和＂YY＂的况味。如果说做京都的门外汉还有不得已的缘由，那做台湾的门外汉就更显得他有意为之的意趣了，跟自己生兹长兹之地，他也不纠缠不肉搏，两袖清风，保持距离，保持着＂旁观者清＂的犀利和刻薄。是的，他其实很简单很清淡，看就是看他那份刻薄：

“手表，要戴劳力士的，而且是‘满天星’型。不知怎么，他们爱极了这个字，满—天—星，于是有一段时间，理发店也叫‘满天星’，槟榔摊也叫‘满天星’。。。

我愈来愈发现，台湾，是逐渐演变发展出来的，而不是规范定制出来的。人们用车如此，人们建屋、开山、挖田、拦车位、摆地摊皆如此。穿上拖鞋，拎个小包，握支大哥大，然后开部车，停在夜市摊前，吃点东西，他就是如此，而所有在南在北的台湾人皆自然于如此。”

刻薄吧？其实他不愿深究的，你可以很容易分析出来：台湾移民原本的闽南乡土文化，接受了舶来的西洋文化之后，加以融合，形成了不中不西的台湾式审美。但无论多么科学地分析，为何台湾男人会热爱“满天星”这件事，仍然是个谜，不是吗？舒国治的聪明就在于他敏锐，但不深究。他知道保持寻常事物的神秘，而他永远不缺发现和感叹神秘的那份兴致，这是他永远文艺的秘笈。

因为台湾是他生兹长兹之地，所以他的眼里也满是时代的变迁：联考结束时的第一次旅行、三十年前的电影院、骑摩托车跟女生停留的海岸，但这些时代变迁在他眼里全都变成了西洋镜里的审美对象，因此只有玩味和把玩，没有血汗和眼泪，逝去的岁月也变成了黑白相片，可以就着酒或茶，慢慢品。没有什么是不堪回首的，因为没有那么深、那么痛。可堪玩味的“沧桑“感，来自心理的距离。生活他不当生活去过，而是当电影来看。不粘滞，所以行到哪里也带出”在路上”的旅人感。舒国治的“电影”，全是背景、全是空镜，全是故事发生之前或之后的景象，可以有无限遐想，而没有离合悲欢。

还有一点，他有一句说一句，只有一句也厚着脸皮只说一句，不怕读者骂“骗钱”，比如对埔里这个地方，他就只有一句可说：“埔里四近，有极多的寺庙及精舍，和尚们喝着鲜好的茶，也开始懂得吃杂粮馒头全麦面包。有的墙上还挂有范曾的画。”也就是说，他从不打算全面、不打算负责，而你要看的就是他的“偏”见，因为是偏见，所以新鲜、有趣。跟着他按图索骥，去埔里看和尚吃什么，你就傻了，舒国治不打算做指南，他只带你神游，游的是他眼里的埔里，绝不是你的。

他是逍遥的，但他不出世，他刻薄所以他挑剔，真是会看、会玩、会吃，这号人在北京就是“玩主”，可他是台湾人，于是成了文艺的。据说他一生也没做什么正经事业，学电影专业但也只乐于当一个观众，几乎家徒四壁，也没老婆，真是天下少有的一个享尽清福的逍遥闲散人儿。

有一天我听哲学课，听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突然想起舒国治说过一句：“做自己，这世界迟早会供养你。”恍然觉得他真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