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因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爱因斯坦走下物理学圣坛。他晚年不多的文字，都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出发而做的呐喊，不管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命运还是其他公共事务，爱因斯坦都有许多远远超出其专业领域的意见。


　　超国家组织是爱因斯坦晚年谈论比较多的话题之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何避免人类再次遭受战争的蹂躏，爱因斯坦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成立超国家组织。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个超国家组织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司法仲裁解决国家间的冲突；由宪章赋予世界性政府对进攻性武器唯一的处置权；全部军事力量的非国家化；对于少数人压制大多数人的暴政进行超越主权的干涉；超国家组织掌控原子能等等。在今天看来，尤其是了解联合国运作的举步维艰之后，爱因斯坦的想法可能会让人觉得很天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爱因斯坦关注人类命运的良知致敬。


　　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眼高手低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建设超国家组织有着清晰的思路。作为建设世界性政府的第一步，爱因斯坦提议，应该在各主要军事强国之间相互检查用于生产进攻性武器的方法与装置，互相交换相关技术与发现，降低不信任感。实现这一步的具体方法，则是不同国家军队军事技术人员的互相交换。


　　就连超国家组织宪章的制定，爱因斯坦都有具体而微的考虑：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各派出一人来全权制定。而且，这个制定的过程不一定是非等到三个国家的自由状况都一致的时候进行。宪章由三个起草国同意并接纳后，应当邀请小国家加入。小国家可以不加入，加入与否并不能影响其对于安全状况的感觉。甚至，爱因斯坦对于当时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的世界局势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组成一个世界，而不是两个世界”，认为应当由美国发起成立，对包括苏联在内任何非成员国都敞开，任何非成员国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进来；即便苏联不愿意加入，也应该邀请其成为观察员，而不要被苏联误解为一个针对社会主义的同盟，“这样一个局部性世界政府不能以一个同盟的身份与世界另一部分发生对抗。”


　　除了上述关于超国家组织的理性构思之外，在晚年，爱因斯坦对教育、种族、犹太建国、社会主义等问题，也都有发人深省的呼吁与阐述。比如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培养的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这种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不能不提及爱因斯坦婉拒担任以色列总统的事迹。无论以色列的政体总统有没有实权，爱因斯坦的婉拒，至少表明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贪恋权力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读者，理解这一点恐怕并不容易，“学而优则仕”几千年来一直是读书人的梦想，何况是“伯利玺天德”（编者注：“President”（总统）一词最早的中文译名）。我们且看看爱因斯坦的谢绝辞：“我为我们国家以色列的提议所深深感动了。当然，我在为此悲伤的同时又羞愧难当，因为我不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一辈子都在跟客观事物打交道，我生性缺乏恰当地与人打交道和行政管理的经验与能力。因此，仅此一点我就不是担当如此重任的恰当人选，即使我越来越大的年龄不会影响我的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