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绵延与线性

                                                                                                



时间在希腊文里被写作χρόνος（chronos），在古代奥菲斯教看来时间是产生一切的第一位的东西。古代希腊人认为生命即生长，凡生长必指向一个目的，唯有理解了目的才能理解生命。因此目的论是希腊思想的一大特色，每一个生命具有其目的，宇宙也具有目的，而所有目的都指向不死不灭无变化的本质世界。希腊人惊赞生命，却是以追究本质世界的方式使生命获得意义，生命的概念通向本质、存在、理念、形式。



与中国相比，希腊的历史意识无疑是淡薄的，由于他们相信循环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将时间比附为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圈，历史事件会严格地周期性的重复，从前发生的故事会在下一轮周期中完整的重复。循环同时意味着两种事情：既有某种变化之物，也有不变化之物，循环是变化与不变的统一，但在这统一中不变作为对变的克服而占据上风。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提出了灵魂不朽的观念，在他看来肉体朽坏是不可避免之事，但灵魂不朽和重复投生赋予了生命更为永恒的意义。



究其原因，恰如柯林伍德所说，希腊人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才能写作历史。在一个充满动荡变乱的年代，希腊人对非永恒有鲜明的非凡感，但这种印象带来的是对流变最深处的恐惧。被希腊人坚持的循环时间观其内在动机在于追求永恒和不朽，以抗拒流变，因此其本质乃是取消时间。然而循环依旧是在流变当中追求保持同一和永恒的可能性，所以并不是真正达到对永恒的追求。灵魂并不能使人感到安慰，柏拉图多次表示不要追求反复肉身化，而是直接留在理念的领域。要想获得真正的不朽，仅仅守住肉身的无限循环毫无意义，真正要紧的是固守住没有任何流变的理念本身。因此，他们追求永恒不变之事，而将流变预以扬弃，他们特有的方式是建立一个超越的世界，在这个流变的世界没有流变，没有时间，而眼前这个变迭迅速的，令人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世界，只不过是感官上的幻觉。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尽管充满着变化和流动，但他们遵循着一般规律，确定的不变的规律支配着变化的世界。实在被确认为一个不变的世界，而经验的变化之流被解释成那些永恒原理的排列和组合，事件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丧失其本身的意义，哲学家将视角放诸于超越时间的恒常规律之上。时间被降格乃至消除，随着流变被淡出哲学家的视野。巴门尼德甚至否定了变化的真实性，铸造了一个永恒的不变化的世界，只有存在存在，非存在者是不存在的，而本质世界是唯一的存在，其余皆为幻象。柏拉图继承了先辈的观念，认为只有理念的模仿者才有时间可言，时间是永恒的运动，并且需要被摒弃。本质世界的确立，使时间从形而上学当中被排斥出去，成为纯粹的物理时间。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体系当中，时间无关紧要，他不是变动的原因和动力，反而是事物毁灭的标识者，他无限地流动，不会有终结。



在整个古希腊世界，时间就是这样一种物理时间：它是一种引起万物展现与消失的特殊的物理存在者，即一种自在的物理之流。直到牛顿的绝对时空，还是如此。由于整个现象世界都是在时间中展现出来的，即使是万物初始之根基其本身也是变化的，因为它也是在时间当中。对本质世界的无比推崇，越发使得整个现象世界在时间之河里摇晃起来，陷入了变化无常的严重不确定中。



但这给基督教信仰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首先是给现象世界的真实性与上帝的自由存在带来了冲击，逼迫基督徒们不得不思考到底什么是时间。如果上帝在时间中，他甚至就要受时间的支配，因而不是自由的。如果假定上帝不在这种作为自在之流的时间中，上帝又是如何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那上帝是在无时间的意愿中料知时间中发生的一切吗？这意味着上帝的意愿里有时间秩序。但是，没有时间的意愿如何会有时间秩序呢？

 

罗素在比较基督教与希腊时间观的差异时指出：“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不是受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相反，圣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

 

在《旧约·创世纪》里，上帝在七日创世作为时间中非凡的存在被凸显出来。柏拉图的创世是逻辑自然而然的结果，有形式，有质料，于是有了世界，创世在时间长河中被一笔带过。然而基督教的前身犹太人素来居无定所，因此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意识是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根的存在。在旧约里，创世不仅是这个精致的世界的端点，更是发动历史运动的源泉。由创世发动的时间之流，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是绝对不可预见的。而《新约》里，上帝多了拯救、救恩的普世意义，借基督耶稣的诞生、受难洗清人类身上的原罪。于是时间又围绕着基督耶稣为基点，具有世界史的视野，一切地方史/特殊主义都被耶稣的救恩所覆盖，等待着必至的审判。于是，时间成为了线性的过程。



线性与循环的时间观是彼此格格不入的，奥古斯丁认识到倘若基督降生、受难以及再临是无限循环的，那么我们希求救恩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同苦难作斗争以获得上帝的爱的希图，在宇宙的无限循环里而变得十分浅薄，如此我们又怎么可能认识到上帝的爱？奥古斯丁，这位拉丁教父时代最伟大的教父时代花了十五年时间，写作了《上帝之城》，驳斥道：基督死了，因为我们的罪恶，永远地死了，只会在末日的那一刻才会活过来，唯一一次再降临。

  

 同样是拯救，古希腊不相信肉身能在循环的时间里获得救赎，而是灵魂在与超脱此岸的彼岸中永恒。它的拯救是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基督教却认为肉身能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不朽，有朝一日，死去的人们统统会复活。 基督是历史的终点，又是历史的目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未来是值得期待的，所谓苦难并非完全不可接受，“末日”先行在现在当中，而又与基督降生的记忆结合在一起。



那时间又是什么呢？如果时间并非在我们之外自在地存在着，那么，它又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奥古斯丁大胆地认为时间只是我们的思想的伸展或延伸，因此，时间实际上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那往昔被误认为是流动的现象世界牢牢稳固。时间是一个意识视野：在这个视野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下的事物，而且能理解过去了的事物，同时还能看到将来的可能性。但又不存在过去、现在、将来之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一切都指向现在，除现在以外别无他物。过去的爱与未来的怕，与今天漫不经心的羞怯，俱成一线。



上帝不在时间中，他当然也不会是在时间中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虽然他的确知道一切在时间中发生的事物。时间的内在化，回答了上帝不在时间之流当中的困难，时间对上帝而言根本不存在，上帝是绝对自由的。既然时间只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持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与我们一样是被造的，有了我们这群被造物，方才有了时间。上帝是超时间的存在，因而上帝是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并且是在无中创有。因此，上帝是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中的一切，并且是从无中创有。因为一切“有”的东西也就是能在时间中显现的东西；虽然这个天地世界是在上帝创造人类及其意识之前创造的，但它们却能在内在时间中显现出来，因而是“有”。但是，除了这个世界外，也就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能在时间中显现出来，这意味着，除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外，就是无。所以，我们可以说，也只能说，上帝是从无中创有。换句话说，以为上帝的确是超时间的，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他所创造的世界必然是真实不虚的。



虽然基督教坚决反对循环历史观，但是中世纪的农民以其朴素的循环观念坚决抵抗教会的信念。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周期性的四季轮回自然是最直观的印象。辗转到了近代，技术革命与启蒙运动又变革了人类的时间观念，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表的出现，使一昼夜均等二十四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一种经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计时体系，开始取代从前临时性的、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脱离日常生活的制约，从新还原为物理时间，成为一个独立的客体，时间的客体化与人类世界的客体化同步进行。



这个时代与其说是以蒸汽机为象征，不如说是精密的钟表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髓。钟表是一切机械之母，钟表技术是一切机械的基本制造技术，钟表行业提前预习了大工业时代的运行机制。拉开近代科学序幕的天文学革命视钟表为世界的原型，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目的在于证明：天上的机械不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而是一种像钟表那样的机械，正如一座钟的所有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摆锤造成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多重运动都是由一个最简单的、磁力的和物质的动力造成的。”尽管时间的均匀性只是一个理念，却是技术时代的一个特征理念。





钟表同时提示着两种时间观。钟表的物理过程是循环运动，它是牛顿力学的模型化，牛顿至死至终都相信历史是不断循环反复的。因此，就其物理机制而言，它可以向人们提示万物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观念，但它在社会中的运用却指向另一个人工的时间。钟表的物理学支持循环观，而它的社会学却支持线性无限观。学者们因此倾向于循环观，而商人们则主张线性观。 由时间支配的技术社会也展示了技术产品不断累积、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景象，它显示了一切都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历史延着上升的路线发展。钟表社会学的、单调乏味、线性推进的时间观念，与人类社会无限进步、不可逆转的单向时间观相结合，构成了技术时代典型的时间观，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由于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而受到怀旧思想家顽固的、坚持不懈的反对。但，反对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