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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住过一个叫厚村的小镇，那是爸爸作为知青下放的地方，爸爸那时候在乡广播站，每天他的声音贯穿悬挂在电杆或者墙壁上大喇嘛，传到在镇子里每一个人的耳朵。那时候他的宿舍在一楼，而广播室在二楼。我对于那时候的生活环境的记忆已经不是很丰富，却一直记得，在从广播站到公路之间粮食站的一栋建筑墙壁上，有着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将江张姚王画得很小丑。那个时代，年幼的我，自然对于时代与政治背景还是一种迷糊的状态，只是爸爸会告诉我，那几个都是坏蛋。对于这幅漫画的印象，一直很深刻。
前两年，和爸妈重返厚村，爸爸以前住过的公社小楼还在，甚至他住过的那间屋子也还在。我挎着单反相机，小路上贪婪地搜寻那些可以记录的画面。但走到以前四人帮漫画的位置，却早已没有了那堵墙，也自然没有了墙壁上的漫画，爸爸笑道肯定很早就没有了。而我心中不免有点失落。对于那副漫画的影像，只能记忆在心中了。
想想，那时候如果有相机，能忠实记录下来这幅漫画，那是一件多有意思的事情。其实，爸爸的青年时期，就喜欢摄影，家里一叠的早年《大众摄影》杂志还有暗房所用的一系列器材遗存就是证明，那时候的报纸上也有他拍摄的照片。上次我问他，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在农村里多拍摄一些人文的内容记录一下历史呢？他说，那个年代，胶卷是多么贵啊，给自家人拍摄都来不及，怎么会想拼命给别人拍摄呢。想想，也是，那个年代，我拥有了无数张小时候的照片，都是父亲的作品，但是对于那个历史年代，记录的下来的却不多。我最喜欢的一张他的作品，是人民公社前蜿蜒排队前往悼念堂悼念毛主席逝世的照片。
越来越感觉，如果能亲自通过影像记录历史，若干年后重新翻看，那是一件多么幸福而富有快感的事情。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获得者、著名新闻摄影师刘香成先生出了一本书“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中文名字即《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这本摄影集收录了中国从1949年到2008年的影像碎片。最初接触这本摄影集，是一个Blog里的介绍，后来看了它的电子版，电子版400多页，倒是给了国内难以购买到此书的人们一个了解的机会。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见很多以前熟识的照片，还有一些似乎从未欣赏过但反映的内容却又那么不陌生。新中国倒是很快就要建国六十周年了，这本摄影集，以每十年作为基础，比如“1949-1959”，选择了代表性的一系列照片，比如文革、样板戏、主席以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很多的照片，让我感觉到，以前很流行的《解放军画报》其实是多么优秀的新闻摄影杂志，我曾经从大学的俱乐部收罗来了好些快淘汰成废品的这些画报收藏，以至于那时候俱乐部的会长以为我是要用上面的美女照片糊寝室床上的墙壁。
刘香成其实主要是想用这本摄影集，通过种种历史照片展现给外国人一个真实的中国。读完后，对于里面折射的历史并不陌生的我，还是长长地感叹和沉默了一把。影像的汇总，总归展现出强有力的视觉影响，引起内心的种种思考。
周日，万达广场的单向街书店，刘香成带着这本书参加了单向街的沙龙。那天恰好上午我到健德门附近的慈铭进行单位组织的体检，完毕后已然是中午，回家抄起相机急忙赶去单向街书店。到的时候，书店二楼已经围满了参加沙龙的人们，可以看得出，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冒头的年轻人。而刘香成先生，显得沉稳而老道。
刘香成先生讲述了辗转于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摄影新闻报道的经历。在现场女主持人的提示下，重新回顾了在克格勃面前拍摄完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并且掷下最后一页讲稿的照片发布后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故事。这时候，我感觉刘先生的中文稍微有点磕绊，也许是在海外呆的时间不断而影响所致。
等“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的电子版本在投影里开始演示时。单向街书店二楼窗户外强烈的光线几乎没有多少遮拦地依旧洒在墙壁上，投影画面显示的效果很糟糕，以至于现场年轻的女主持人含着眼泪一再向刘先生道歉没有安排和准备好。不过电子版本里配的歌曲都很棒，几乎每一副掠过的影像都能随时切入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歌曲，很有感觉。
现场观众提问时间里，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提得最棒的，问刘香成先生选择这些照片的标准是什么，有一些照片是领导人身边“御用”摄影师的作品，可能是为当权政治服务的，为什么作为选择而收录。刘香成解释的大致意思是，生活在那个年代里就会受到那种环境的影响，有的时候身不由己。比如毛主席的专门摄影师侯波，很多作品都很不错，虽然那时候是作为宣传而拍摄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些照片都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烙印。
他也讲述了“全红之中一点黑”的个人历史，讲述了小时候交苍蝇的故事，讲述了毛时代结束时他在珠江边上看见人们解脱一段束缚的轻松感。如同他以前向许知远讲述的一些细节一样。
现场的问题大部分是由学生提及的，由于这本摄影集里对于一些特别历史时期照片的收录，以及所有照片无形中可以折射出的历史性，加上他曾经是《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的特别身份，果然大部分问题无形中带有浓厚的政治主题，在问题里却几乎很少有人考虑到“摄影”与“纪实”的角度。比如问《新京报》的刘香成照片事件、CNN等西方媒体的在西藏新闻上的偏颇、三鹿奶粉事件、台湾问题等。
他回答说，既然是在一个国家生活，就得尽量遵守这个国家的规则。他说曾经在苏联解体后看见一个特别大的垃圾堆，于是他就作为一种特写记录拍摄下来了，结果很多西方的新闻社电话他不断，询问这个垃圾场的具体位置，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个来反映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经济的衰落等。刘香成先生说：我觉得很悲哀。关于《新京报》的照片事件，无非是编辑在处理留白时候在网络上随意搜索刊登了他的两幅作品并且不知道怎么躲过审查的结果。
他说，在北海公园里，曾经看见鸳鸯在水面上很平静。而他对西方的朋友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一只鸳鸯，尽管在水面上很平静的样子，但是水下面，双脚却划动得很快。
可惜两个小时的时间，大部分问题都似乎在试探或者好奇刘香成先生对于政治的种种意见观念。时间过得很快，我没有得到提出自己想提问题的机会，本来我想问问关于他当年创办全球中文杂志《中》最后夭折的细节想问问他觉得目前中国最好的的新闻杂志摄影杂志是哪些。或者想问问马格南图片社这一类人文新闻摄影师以及日益泛滥的影像时代的种种看法。
最后，想起老K和我说的“刘香成，很不错的”。于是凑热闹和刘香成先生合了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