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与朋友的聚会结束,乘地铁回家,看见车厢里有一个年轻英俊的老外用育儿袋背着婴儿,护在胸前。车厢里空空荡荡,座位很多,但他为了让兜着的婴孩舒服些,情愿抓住扶手站着,流溢出浓浓的父爱,也显得更加可爱。有好几位乘客用手机拍下了这一画面,他都报以和善的微笑。我也情不自禁举起手机,但突然想到刚看完的一本新书——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的《想见 看见 听见》,其中有这样的观点:摄影是一项非要介入别人生活不可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揭露别人的隐私,“因此,摄影伦理建立在‘尊重对象’的根基上”。想到这里,我觉得就自己的拍摄行为应该征求一下这位老外的意见,可惜地铁到站来不及了,为了尊重对方,只能遗憾地放弃。
《想见 看见 听见》是阮义忠三十年来第一本个人随笔集。他以其质朴无华而又真挚隽永的文笔,回顾了他摄影艺术人生中的“想见,看见,听见”。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想见”,是对故乡风土、童年往事、青春年月、异族民情的怀念,勾勒出自己从一个宜兰乡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摄影之路的来龙去脉,浓缩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第二章“看见”,以他的艺术敏锐和文化慧眼,介绍了方大曾、庄灵、吕楠、冯君蓝等华人摄影师及其作品,将这些暂时还不为大众熟知的摄影才俊的灵光定格在了读者面前;第三章“听见”,是“非主流”的书评与乐评,藉由书籍与音乐,作者追溯自己与创作者的缘分,从“诗人摇滚歌手”科恩,到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书写了独一无二的“私人艺术史”。
真实生活的描述、真实的情感,是这本随笔集最大的特色。童年时被人视为顽劣不堪的阮义忠,得到的最多夸奖,来自慈祥开朗的祖母,目不识丁的她有着乡下人少有的开明,甚至会鼓励孙子去追求父亲为医师的女同学;某日,整日劳作的母亲异常难得地倚在门旁与儿子闲聊,儿子说:“我们兄弟姐妹还真是幸运,爸妈为了把我们喂饱,时时刻刻都在忙,也没时间管教,我们却没一个变坏。”想不到他的这段随口之语竟让母亲泪流满面,为此深深自责。正是从母亲、祖母与外祖母等亲人对自己的的关爱与期望中,他逐渐从对家乡贫瘠的土地的怨恨中摆脱出来,明白了未来要走的路。作者的第一次闯荡台北,则起因于隔壁邻居中一位名叫铁鲁的同伴,他光鲜亮丽地从台北衣锦还乡,让人以为他发了大财,惹得阮义忠在初中的某个暑假放弃学业,背弃家人,出走台北,却被职业介绍所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流落街头,又祸不单行,被摩托车撞瘫在地。幸亏一位好心的妇人叫了辆三轮车把他送到铁鲁家,然而,住在棚户区的铁鲁困苦简陋的生活真相,彻底击碎了阮义忠的台北梦。荡漾在这些文字中的情感或者温暖,或者酸涩,但都十分真实,因而感人,甚至给人以启迪。至于相濡以沫的“老伴”从他的英语翻译、写作助手变成 “阮评家”,以记录精神病人生存状态而名闻摄影界的大陆摄影家吕楠为回报阮义忠的知遇之恩,在作者的影展筹备期间一幅幅地细心擦拭作品镜框,等等,这些故事则能让我们体味情感的力量、夫妇的相守之道与友情的无价。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影响力和地位而言,比起中国现代摄影的先驱郎静山,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简庆福等,阮义忠未见得比他们高出多少,那么,为什么他会被誉为“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和传道者”、“中国摄影教父”?除了他办过中英双语版的《摄影家》杂志,致力于传播西方当代先进的摄影理念;写过影响了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更重要的是,阮义忠在他的摄影作品中,表达了对人与土地、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他坚信:摄影可以是一种批判工具,但如果对美好的事物作出肯定则更可贵;他追求的是摄影的“每个线条都有表情,每道光线都有意义”。阮义忠这种深挚的人文情怀,我们可以从他的摄影作品与他的文字,以及他对其他摄影家作品的解读中,获得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自己表现一个农村小孩在旷野间往家的方向走、含有深刻隐喻的《宜兰县礁溪乡》,用作封面的《搭火车通学的少年》,刻画泰雅族母子生存状态的《回家的母子》,还是他对另一位台湾摄影家庄灵体现老一代文化人台静农与庄严文人风骨的《一生至友》的赏析,无不在光影中深蕴着人文的理想,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阮义忠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用镜头记录生活、传递一种基于人文关怀的摄影理念的同时,将自己行摄人间的思考转化凝结为具有哲理启发的文字,诸如:“借摄影追求艺术成就容易失望,将摄影视为信仰方能长久。”“摄影最有力的特质,就是可以随时捕捉正在消失、一去不回的时光。”“艺术绝对不该沉溺于自恋,而是应当找出自己与对象在生活中的共鸣。”这些,对于喜欢摄影或者有志于将摄影作为事业的人们,不失为认识摄影特性、厘清摄影本质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