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天,巴黎高师。高挑优雅的波伏瓦被萨特与其同伴遇上,时年20岁,正值芳华。通过好友马耶,萨特向这朵法兰西百合献媚,送她智慧漫画、交流《社会契约论》、玩日本台球、喝鸡尾酒、唱歌并且一同思考。“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萨特对波伏瓦说,掷地有声。然而同年秋日的午后当两人兴奋地从电影院走出,萨特却给了波伏瓦一个大胆的提议:我们签定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不必结婚,但彼此是对方最亲密的生活伴侣。我们各自保持自由空间,双方不欺骗隐瞒,彼此都有与异性交往的权利。怎样?彼时萨特的微笑带着无比的挑逗,却又显得无比真诚。波伏瓦毫无退路,慎重其事地点头答应。
从此以后,她几乎是拿着她女人天性的妒嫉殉了她与萨特的这段神话。在一场心照不宣的契约式爱情里,步步为营地恪守着自己作为情人的本分,默默地注视着他与他的无数情人之间公开而放肆的调情与热恋,却笃信于他所称的她是他唯一的灵魂伴侣,直至终老。为了不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小心眼而充满怨气的的妇人那样跌到他的自以为是里,波伏瓦不得不始终摆出更高傲的姿态与他斗争以换回来之不易的平等与尊严,甚至与萨特的情人们调情。对此,波伏瓦却在若干年后的回忆录中承认:“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这种不自在是波伏瓦不愿也不许自己在萨特面前表露的,也就只有假借小说的只字片语彻底的释放。
在波伏瓦所有的小说中,《女宾》是最接近自传的一部。有人曾经在一次讲座上问戴锦华:你怎么看待婚姻?你羡慕萨特和波伏瓦的感情吗?戴锦华说:我为什么羡慕他们?看《女宾》去,看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羡慕他们了。
当格扎维埃尔在生病的弗朗索瓦兹床前无所顾忌地谈论前一夜她与皮埃尔在酒吧与家中的逡巡与亲昵;而皮埃尔有意无意地试图让弗朗索瓦兹默认并且祝福他与格扎维埃尔爱情,同时又声称他如此热烈地爱着弗朗索瓦兹时,我几乎不能不把自己想象成弗朗索瓦兹,切肤地感受到她的绝望和无助。那种无法言说的孤独,不仅在于她始终明白三颗心灵相契根本是自欺欺人,更在于她发现自己在知道皮埃尔爱上了格扎维埃尔之后却无论如何不知该如何向皮埃尔说出自己受到的伤害:他们默契的互不干涉自始至终没有赋予她任何质问和谴责的立场,在自由的契约中,他甚至无需将自己束缚于与她的情感关系中,何况肉体。在整个过程中,弗朗索瓦兹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半是受害者,一半却是同谋”,但她依然接受了皮埃尔所更乐意接受的这种方式,因为皮埃尔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蔑视一切的形式,以及形式所给予的不自由。没有任何形式的束缚,也就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保障,更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利,但既然“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萨特语),弗朗索瓦兹就不允许自己因为放纵妒嫉而遭到他的轻视。
《女宾》的扉页写着:献给奥尔嘉。奥尔嘉原名比安卡•朗布兰,格扎维埃尔的原型,萨特、波伏瓦共同的情人,93年尘埃落定以后写过《萨特、波伏瓦和我》。因为寄宿学校读书,当时她认识了比她大九岁的学校教师波伏瓦,波伏瓦不仅担负起辅导奥尔嘉的学业的责任,而且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在生活上监护奥尔嘉。那年波伏瓦二十六岁,奥尔嘉十七岁。奥尔嘉通过波伏瓦结识了作为其生活伴侣的萨特,萨特为奥尔嘉的古怪和固执所吸引,开始疯狂的追求。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三人行的关系,但没有多久这段关系即破灭。萨特在战争日记中回忆道:“我对奥尔加的感情,就像一盏煤气灯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一烧而空。我异常消瘦而激情万分,不再寻求任何安慰。”,“从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这两年间,我因对奥尔加的感情和疯狂而陷入了人生的最低点。”
格扎维埃尔也是以她少女的几近无耻的天真迅速侵入弗朗索瓦兹与皮埃尔的生活。她蔑视道德、不顾人情,却又敢于公然地不加掩饰地表达她的自私与愤怒,她对弗朗索瓦兹的妒嫉激起了皮埃尔的优越感甚至征服欲,她的崇拜成就了他的虚荣,他像每一个在爱情中逐渐懒惰的男子突然爱上年轻少女一样无法克制地赞赏她起她的敏感与细腻,甚至她的自私。即使如此,皮埃尔却一再向弗朗索瓦兹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这你很清楚,我比以前更热爱你。
波伏瓦后来在回忆她、萨特与奥尔嘉的感情时说,“在这种三人的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旖旎的气氛,我则舍己投效,玉成其好,但我一想到这种三重奏长年累月持续下去,我就不寒而栗。”
皮埃尔显然是充分地享受着这种契约式的生活方式给予他和其他女人交往的自由的,并且还隐约地享受着他的情人们为他争风吃醋。他在和弗朗索瓦兹保持同居关系的同时,即兴地爱上别的女人并与之发生情爱和性爱关系,并且试图让弗朗索瓦兹与他一样欣赏他的情人。他把弗朗索瓦兹对格扎维埃尔的不满看作她的不宽容,却可以把格扎维埃尔的妒嫉虚弱、故作单纯视作勇敢的力量。终于,弗朗索瓦兹和他发生了争吵,弗朗索瓦兹终于清楚地看到这个爱已经变了,“我们的爱情已经衰老”,“里面仅是灰烬和尘埃”。小说的结尾,波伏瓦让弗朗索瓦兹打开了煤气,独自一人,像在死亡中那样孤独。
然而,借着弗朗索瓦兹的死,现实中的波伏瓦却由此获得了重生。处女作《女宾》为她赢得了存在主义领域的声望,她得以稍稍摆脱萨特的才华而有了自己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这样的书写,她也超越了自己的情执,超越了对萨特情爱的占有欲,超越了带有仇恨的妒嫉,以致于萨特后来的情人们对波伏瓦的杀伤力渐渐无足轻重。当然,又或许伤害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毕竟已不象第一次那么刻骨铭心不堪忍受。终其一生,波伏瓦从未背叛过与萨特的约定,破坏共谋的爱情神话。为此,她没有能够和她的美国情人终成眷属,并且最终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带着美国情人给她的钻戒。
有人评论,波伏瓦聪明到足够明白,不管实际发生什么,不管真正得到多少,能够留给历史的,不是内心真正的感觉,而是在世人留下的印象。所以她即使受到伤害,却也不会毁掉那个共谋的神话,是波伏瓦的理智、野心和爱使萨特在这种关系中体验着自身的快乐并且心安理得。这话或许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才华足以彼此折磨而又彼此成全,否则何以写出“他人即地狱”的文字。然而,另一个原因或许只是因为:波伏瓦碰巧遇上了萨特。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波伏瓦是否愿意没有遇上萨特?而甘愿与另一个平庸的男人共度彼此占有的一生?
你要知道,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良心。在没有任何别的更好的选择,也不可能屈服与糜烂迂腐的传统生活——而这种生活中滋生恶心正是家庭和婚姻本身。在如此压力之下,他们作为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开拓者,一切都是盲目的,因为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勇敢地拿自己的生活来做一个实验。但他们忠实的记录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提供他们在“犯罪”的证据,而是一次对自己使命的见证。
从来没看过第二性没看过存在与虚无没看过词语,整天关注的难道只有这么一点点私生活?波伏娃和萨特,之所以相伴终身并非只因为这一点点私人恩怨而已。
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寿限完成了这次生命的嬉戏。难道其价值竟比不上一部情节烂俗的金婚连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