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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军队轰炸我们社区已经三天了。 轰炸停息后，我们返回公寓，发现窗玻璃像以往一样变得粉碎。我准备清扫碎玻璃，因此走进厨房去拿围裙和扫帚。我的紫红色长围裙衬有一层塑料布，挂在厨房门背后的挂钩上。我伸手去取时，注意到围裙的正中间有个洞眼。我将手指穿过洞眼，捅进橡木门上打烂的木屑里。一旁的地板上，有颗三英寸长的机关枪子弹，已经变形，很难看出原来的形状。在房间的另一头，我发现窗户的左侧一角有个圆形弹孔。子弹是打在厨房水槽前的白瓷砖上，再反弹回来穿过我的围裙和木门，然后落在我女儿的芭比娃娃厨房系列玩具旁。我做饭时，奈拉常常在那儿玩耍，身旁摆着她的锅碗瓢盆，一举一动学着我的模样。我儿子纳姆从我身边凑过去，捡起子弹，说：“归我收藏了！”我走到窗户旁，把食指伸进弹孔。在想象中，我能看到自己站在水槽边忙碌时，子弹射进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到自己躺在厨房的地上动弹不得，呼吸艰难，我能听到亲人们的哭喊声在我身边渐渐模糊起来。 我丈夫伸手搂住我的腰，让我定了定神。他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这一次，我们又侥幸逃生。 但是，仍然没有谁提起离开的话。 如今，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在这里，围裙安全地挂在挂钩上，也不大会发生子弹打烂厨房门窗的事情。我1983年回到美国，当时贝鲁特内战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尽管我开始喜欢上威斯康星州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但时隔二十二年之后，我仍然怀着迫切的心情期盼着每年一度的贝鲁特之旅，就像一个女人即将与自己俊朗迷人的恋人久别重逢一般。而且我从来不曾失望，我为那座城市的温暖拥抱而开心。我为自己走在大街上，观赏各种景色，聆听社区重建的各种声音而欣喜。我喜欢各种晚宴，以及与朋友们在装修一新的腓尼基酒店享受精美的午餐，大家一边品尝着丰盛的食物和当地的美酒，一边回顾一年来的种种趣闻逸事。我总是想搬回贝鲁特，与那些朋友们相伴到老。但是，在欧克莱尔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很难想象重返贝鲁特—一座其发展被十五年的战争所中断的城市—会是什么情形。 我心中的贝鲁特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座繁华的都市，有高楼大厦、城市公园、古老的露天市场，还有九重葛和紫藤，以及两旁桉树挺立的林荫大道—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 离开贝鲁特让我深受打击。犹如心心相印的恋人一般，那座城市已经融入我的灵魂。当然，我所说的城市是指那里的人们、文化、历史以及黎巴嫩人和蔼可亲的处事方式。四十岁时，在一个我所热爱的地方生活了十四年之后，我被迫离开那里。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心脏仍然跟着那个生机勃勃、熙熙攘攘的贝鲁特的日常节奏而跳动。我对别人说我不由自主，但其实是我不愿放手。我仍然坚持说法语和阿拉伯语。我喜欢那些语言从我口里说出来时的声音。它们让我觉得自己还在那里与朋友们畅谈。每当我制作鹰嘴豆酱汁和茄子酱汁，品尝着鹰嘴豆的硬实和添加了芝麻酱、大蒜和柠檬的茄子的烟熏味时，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依然牢牢扎根于那种饮食与文化（我称之为我自己的饮食与文化）之中。 战争之初，出于实际的考虑，我选择留下来战斗。我所谓的“战斗”是以家庭主妇的方式来战斗。作为家庭温暖的守护者，你是一家人的核心。当你的孩子们的卧室墙壁被炸弹炸塌一部分时，你是给他们宽慰的母亲；在你的丈夫一上午都忙着医治受伤的平民，并将残缺不全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后，你是给他安抚的妻子。总而言之，你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的脉搏。你的职责数不胜数，没有止境。 你得对付缺水问题。三更半夜里，当水终于流出来时，你开始清洗全家人的衣服。你把大桶小桶都盛满水，好用来洗碗、浇灌花草、冲洗厕所。你想方设法应对每天的断电。当你准备晚餐时，孩子们借着厨房餐桌上的烛光来完成作业。你手里握着手电筒，走下八层楼的楼梯去遛狗。尽管你所在的街道通宵都在打仗，你还是早早地让孩子们穿好衣服，填饱肚子，以便及时赶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校车。而当学校由于战争而关闭，有时一次要关好几个月时，你就请一位家教，让孩子们把心思花在有益的事情上。 你得储存白糖、面粉、大米和罐头食品。你把用来做饭的备用煤气罐存放在阳台上，并祈祷炸弹不要落在上面。走在街上时，你不再漫无目的地逛进蔬菜水果店和面包店，而是藏在掀翻的海运集装箱后，避开潜伏于屋顶的狙击手的视线。他不可避免地会打中什么人。某个上午，当你出门办事时，发现有位邻居躺在街上已经死去，子弹射中了她的头部。你穿上黑衣，参加又一场毫无意义的葬礼。你为家人的平安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而不断祈祷。 你退回到厨房，做饭犹如服用镇静剂。多数日子里，你的餐桌旁坐满了热烈交谈的人们，这对提振心情，尤其是你的孩子们的心情很有好处。你尽力营造一种紧密团结、同舟共济的氛围。这有助于缓解恐惧、驱除绝望，因而是一种抵抗疗法。 你尽量让家里变得井井有条。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你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精力和专心。他们不能让街道保持清洁，不能投递邮件和清运垃圾。你可以在自己家中维持一种和平的气氛。你已经成为一位高明的协调员，常常被大家族的人请去调解劝和。国家领导人有责任使黎巴嫩这个大家庭保持和平。看到敌意升级时，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不同的政治派别演变成别有用心的民兵组织。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贪欲或政治上的僵化，也可能是纯粹的无能，他们没能挽救这个老百姓交给他们来保护的国家。 战争爆发之前，我过着美满惬意的生活。人们把我当作黎巴嫩人来接纳和爱护。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里面有各种罗马手工文物、波斯地毯和腓尼基双耳陶罐，我觉得这些东西与我的黎巴嫩生活密不可分。我有热情友好的朋友，我叫得出邻居们的名字，我丈夫的医疗诊所颇有名气，我的孩子们说着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长大。当你事事顺心时，就不会仅仅因为街头的机关枪交火而匆忙卷铺盖离开。起初，你对自己说战斗会停止，交战的双方会恢复理智。一旦自己的城市危在旦夕，他们怎能不恢复理智呢？你太天真了。你不知道，如果没有英明的领导人来消除各种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弊病，怨愤的情绪就会日积月累。 有人问我为什么留下，为什么没有采取明智之举返回美国，对此我只有一个答案：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与我同样的选择。就算你所住的街道出现了一条大裂缝，就算发生了几次余震，你还是不会撤离震区。下一次余震过后，如果你的街道毁了，你会怎么办？依然坚守；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坚守。又譬如说你住在南佛罗里达。上帝凭着自己无穷的智慧，决定时不时地来一场扫荡。在飓风摧毁你的家园后，你会离开吗？不，你会重建。还有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两岸、遭受过两三次洪灾的人们，他们离开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所生活的流域。 我们的决定不合常理吗？完全符合！说到底，我们毕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