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史1926——《性史》及张竞生的悲歌

性本无史。 性，原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只有人类的性赋予文化的内涵，为之立史才有道理。可是中国历来颇多怪事：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许说；即使可谈，也不能写。天天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做的性事就是不能见诸文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尤其如此。胆敢为性作史的张竞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蒙垢，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博士，从哲学家的角度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性教育和节制生育仅是他选取的课题之一。他原想通过社会调查，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性现象和性经历，供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分析研究之用，乃于1926年寒在《京报副刊》上刊出征文启事，应征来稿颇为踊跃，他选出七篇，加以科学性按语，结集出版，名为《性史》第一集，那只是一本三十二开七万余字的小册子。 没想到首集一出，即掀起轩然大波，封建卫道士们气急败坏，直斥为淫书，冠以“卖春博士”恶名，痛加挞伐。一些陋俗的人则从另一角度欣赏其内容，以满足变态的窥私欲。更没想到奸商市刽看到有机可乘，大量泡制粗俗的淫书，膺名《性史》陆续出至二十余集，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旧书店，仍发现有第十八集者。似此折腾，纵有百口也莫辩矣，他只好将已制好版之次集销毁。 但事件并未了结，厄运从此与他如影随形。 他在北大撰写《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鼓吹美的人生观，虽获好评，但难掩因编《性史》惹来的铺天盖地的骂名，以至假期携眷到杭州旅游被当局以诲淫罪名拘押，幸得张继保释，并被逐出境。由此可见其声名狼藉，人们总是以异样眼光视之。1927年春，张作霖入关，捕杀李大钊，他适在外地，得免于难，乃南下上海，另谋发展。 他与友人合作开办《美的书店》，创办《新文化》月刊，翻译出版性学家蔼理士的性科学丛书和“美的丛书”，致力于科学性教育的宣传。他提出有些女性性高潮时溢出“阴精”是“第三种水”的假设，曾被视为胡说八道，直到四十余年后的60年代始为外国学者证实确有其“水”。他还首创招请女店员售书，在上海滩其人其事搞得沸沸扬扬，但营业额倒是蒸蒸日上。他是一介书生，不懂经营之道，为同行倾轧，彼等勾结警方，以售卖黄色书刊为名屡次查抄罚款，致不久便倒闭。《新文化》月刊是中国首份宣传性教育和性知识的刊物，可惜只出了五期便夭折了。 此后更是每况愈下，在国内颇难立足，乃再度去国，在巴黎潜心翻译卢梭《忏悔录》等世界名著。30年代中期返粤，未几又被仇敌罗织罪名通缉，再度亡命海外。每次都借编《性史》之恶名以入罪。 迨至抗战军兴，广州沦陷前夕，携妇挈雏回饶平故里避难。一时几与外界隔绝，但报国之心未泯，躬耕垄亩同时热心兴学育才，度过较长时间相对平静的田园生活。 大陆易帜后，当然被列为“思想改造”对象。他自己虽适时离开乡间，幸免在时代剧变的血火中灭顶，但留在阁里的爱妻未几即死于非命，他几痛不欲生，从此孤独鳏居。 天人共怨的“文革”爆发，他更是在劫难逃，新老一大堆“帽子”扣诸头上。虽年已近八旬，步履蹇涩，仍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及强迫劳动，受尽凌辱，复关进牛棚。“牛鬼蛇神”均席地而卧，跳蚤肆虐，蚊声如雷。室置一粪桶，便溺均在其中，从无“放风”，比正式监仓尤为恶劣。每天除接受批斗外，还要诵念“最高指示”若干则，至“晚请罪”时不能背诵便要受皮肉之苦。 如此折磨经年，已是似鬼非人，身心俱已不支，更被发配至穷山恶水荒僻之地，置于正式之牛寮。此时病笃乏医，孑然一身，孤凄窘迫，形销骨瘦，呼天不应，夜阑时脑溢血溘逝，翌日午始为人知。村民怜之，以薄棺草草葬于山溪之阳，峦丘之阴。时为1970年仲夏。 斯人已逝，污水仍照头泼下。地区报纸以惯用之文革语言发布短讯曰“无耻文人死了”，妄图从此盖棺论定。其祸尚延及子嗣，历次“政治运动”多难幸免。然而天日昭昭，1984年，当局为其剔除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遗骸始归葬家山。 时人感慨曰：一代奇人，成也《性史》，败也《性史》，谁与评说？ 第一集的七位作者均是大学生，也有人为此而遭祸者。最精彩那篇《初次的性交》作者江平，本姓金，曾留法，是极有才华的翻译家兼作家，译著颇丰。1957年“反右运动”，翻出陈年老账，加上讲过一些真话，被炒成一碟，打成“右派分子”，饱受二十二年折磨，至1979年“摘帽”，已耗尽元气，不久便含恨谢世了。其他作者，因已销声匿迹，终生讳莫如深，幸免罹难。 这本小册子，1930年前后被译成日文出版，颇获好评，认为是中国第一本极有价值之《性史》。但它带给编者的却是伴身的谩骂、曲解、孤寂、贫窘……以至家破人亡。 无知和性禁锢，造成许多人间悲剧，个人的悲剧容易落幕，但时代的悲剧就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