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大师——导读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资本主义浸染的世界里。 资本主义不断变换着外衣已经陪伴我们度过了三个世纪，并且还将继续。 20世纪源自欧洲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未能切实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其他非欧洲的类似思想也都未能更进一步。 在我们努力尝试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动态关系和未来寓意时，了解历史上那些已知的杰出思考想和言论是大有裨益的。这正是本书的写作初衷。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如此重要而复杂的思想，以至于不应仅托付于经济学家去独力诠释。 批判性的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洞察力是远甚于当代经济学所能够独立提供的。 所以说本书不是一本经济思想史，而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的历史。 在后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作为一本独立学科蓬勃兴起，部分归功于暂时搁置了本书中诸多思想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这样的搁置促进了分析研究的精确深度和跨学科之间的交流。 然而，在思考市场问题时，我们虽然获得了分析技巧和经济学科内聚力方面的巨大进步，却忽视了先前哲人关于市场问题思考的诸多重要议题。 撰写本书的想法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一部分最为犀利的当代社会分析家用文化评论的形式猛烈地评判着资本主义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衍生影响。 他们中有左派，如尤尔根•哈贝尔斯；有右派，如欧文•克里斯托；也有中间派，如丹尼尔•贝尔和克里斯托弗•拉什。 他们的观点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例如，商业的力量正在侵入家庭观念的核心；公民的美德正在消亡；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延迟享乐意愿正在下降；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正在摧毁集体意识；劳动正在丧失意义；男人和女人正在沉迷于他们根本不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国际化大市场正在摧毁各具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仅留下毫无生气的融和主义或快乐论的虚无主义；市场价值的广泛传播正在侵蚀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传统和惯例；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业已达到极限，再也无能为力；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和其他更多的原因，资本主义正深处危机。 带着对于这些现代热点问题的浓厚兴趣，通过探索当代欧洲学术历史，我发现同样的疑问至少从18世纪起就一直萦绕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意识。 在研究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引发了我的关注，使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衍生影响的思考完全可以形成当代欧洲学术史的一条主线。 我发现对于资本主义在文化、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思考并非仅仅来自于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如亚当•斯密和约瑟夫•熊皮特,也往往是被认为与市场问题无关的相当一部分重要人物的中心议题，从伏尔泰到黑格尔，从埃德蒙•伯克到马修•阿诺德等等。 当代评论文章对于如此丰富的历史学术财富意识淡薄，通常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及其衍生影响的议题在历史上未曾提出过。 评论员们倾向于多此一举地重新搭建分析架构，将本源上就一直存在的紧张对抗错误的描述成当代新出现的致命矛盾，或者将过去曾经提出的潜在有益的质疑彻底遗漏。 与此同时，在苏维埃帝国解体之前，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整个世界正在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不是背离。 在欧洲学者和他们的美国追随者们认为的“资本主义晚期”，当时的所谓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就已经引领所有国家不是远离，而是朝着市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方向发展。 因此，我开始重新发现并着手复兴欧洲最优秀和最睿智的学者们——伟大的和接近伟大的——关于资本主义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衍生的影响所作的思索。 尽管这是一本关于欧洲思想家的书，但是并非仅适用于欧洲读者。 虽然本书将每一位思想家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但是本书所涉及的关于市场问题的辩论的逻辑和有效性却不一定局限于某一国家的特殊性。 实际上离我们最近的几位现代思想家是在美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著作，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具有跨越国界的衍生影响力。 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家来自西欧和中欧，代表着广泛多样的思想意识形态。 既包括资本主义的提倡者也不乏反对者。 事实上，本书即将证明，由于思想家评判资本主义的道德前提大相径庭，相同的分析既可被用于支持亦可被用于驳斥资本主义。 因为对于资本主义道德重要性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成就价值，所以本书有必要讨论当代欧洲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思考。 在贯穿研究反复出现的议题中，贫穷和财富是一个核心议题。 市场的出现使我们更加富有抑或贫穷？ 如果它确实有利于使人们更加富有，那么就必定是件好事情吗？“我曾经富有过，也曾经贫困过。相信我，富有更好，” 导演弗里茨•朗的影片《大内幕》（1953）中的女主角这样大声宣告。 然而正如我们认识到的，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却不以为然。 不管怎样，形形色色的当代思想家从卢梭到马尔库塞都一致认同富裕优于贫穷，同时认为物质上的获得是以道德上的损失为代价的。 接下来还有关于资本主义和文化的议题。 市场力量造就的社会是否更加适合解决现世关心的问题而非超脱尘世的深层次问题？ 资本主义造就的如此社会是好还是不好？ 市场力量是否拥有独特的思想精神力量？ 如果有，这种思想力量是否外溢影响到其他领域，如果是的话，这样的外溢是可喜或是可悲？ 市场制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化多元主义”可用在多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之下。首先它可存在于国际范围内，表明不同国家间文化上彼此迥异。每个政府均努力使用行政力量创造或保持一个单一的、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文化。而国与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与同一国家疆域之内通过强制力而统一起来的文化是相兼容的。 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第二种情况是在一个单一政体内存在多种生活方式：这种差异与社会团体内部强制统一的文化相兼容，在社会团体内部人们使用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约束来保障社会团体内部的个体在文化上合乎统一规范。 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第三种情况是，用于指明在个人层面上通过综合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元素而形成的个体的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些情况下被资本主义加强了还是摧毁了是一个尚在不断发展中的议题。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全球化”的名义下，集体的历史特性正在受到威胁。 关于此威胁的许多议题在欧洲学者的思想中业已存在了两个多世纪。 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到家庭是资本主义分析家长期关注的另一焦点。 市场关系的传播将女性推向新的商品以及家庭以外新的就业可能，这样的变化是否有助于女性的自由？ 对此，保守派、民主派和激进分子的评判各不相同。 市场制度对于生育力的影响同样是饱受争议的主题之一：在不同的环境下，生育力的上升或者下降都被解释为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 资本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关系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旋律。 资本主义是促进了平等还是造就了新的不平等？ 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更高程度的平等或者不平等有什么意义么？ 资本主义是依赖于所有人的平等贡献，还是依靠于成功驾驭杰出个体的天才能力和精力？ 由政治民主所保障的强调平等与资本主义引擎所需要的成功驾驭创造力和勤劳力之间存在着紧张对抗的关系吗？ 将我们业已提到的若干议题合并起来就形成了更大的一个主题，即市场力量对于市场形成之前的制度惯例产生了何种影响–-包含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和家庭方面。 资本主义是否需要依靠之前的制度惯例才能得以正常运行呢？ 如果确实需要，那么市场力量是加强了、削弱了、还是改造了过去的制度惯例呢？ 如此的变化是好，是坏，还是在道德上模棱两可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大多数评价，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鼓励变化还是趋向稳定有关。 市场力量的崛起并逐步占据现代欧洲社会的中心位置，这一过程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社会群体的出现是同步的，因此，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是：本书讨论的思想大师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的。 在文化生活领域，知识分子是企业家的对立还是对等的群体？ 知识分子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推翻、促进、改良，还是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创造出制度上的制衡物？ 如何培养人们的警觉性，促使每个人对于市场力量及其带来的后果保持积极的思考呢？ 自打中世纪起，西方基督教就把犹太人和操纵金钱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对于经济的评价与对于犹太民族或犹太教的态度经常纠结在一起。 考虑到货币在经济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这样的纠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正是因为犹太人被排除在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之外，教会才允许犹太人从事被认为是耻辱行业的收息放贷行为。 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大师中部分人认为，犹太人即是隐喻的资本主义的化身。 当时的社会观点认为，唯有当共享共有的社会不复存在时，才可以鼓励诸如收息放贷这样的利己经济行为。 将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同时作为攻击目标，反而将犹太人中的小部分积极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也成为反犹太主义给犹太人加上的一个新身份。 因此，本书中另一断断续续出现的主题即是资本主义概念与犹太民族的形象和命运的联系。 《市场与大师》穿梭于现实具体的资本主义和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所作的抽象思考之间。 我将关于资本主义的最优秀的、高频反复出现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辩论一一做了研究。有时我专注于某一作者的单独一段文字，有时将作者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究。 我尽可能的将有助于理解和展现作者思想原旨的背景知识逐一呈现。 这样做需要经常做很多解释，或是政治事件，或是经济发展，或是社会和人口变化，也可能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变化。 通常也需要研究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作者参与的当代辩论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将接触到似乎与思想史牵强附会的事件，包括股市泡沫、农民迁徙、消费者革命、东印度公司、商品期货、基于“按结果付费”原则的教育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革命分子。 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曾经将历史理解定义为“在还原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各种关系后获得的重现一段过去的机会，并且可以身临其境地展开联想。” 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喋喋不休，本书正是尝试探究那些常常被忽视的各种当时关系从而提供更为鲜活和明显的历史理解。 在本书内容的架构过程中，我尝试着将每一章节可以独立阅读，同时力图展现核心议题在章节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 通过一系列的历史案例，本书将证明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在道德上颇为复杂和模棱两可的实体。 这一论断已经长期被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和最热衷的提倡者所认同。 如果我们在思考资本主义问题时，没有汲取前人的智慧，没有理解他们的逻辑推理就简单的引用大师们的声名，那么我们就是错待了他们，同时也是欺骗了我们自己。 本书的目的不是提出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或者批判，而是力图说明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现代学术历史的核心议题，通过再造那些过往的辩论，将历史上关于资本主义的重要观点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中提及的思想大师是依照历史时间顺序先后出场的，但这绝不代表后来的学者比之前的更加睿智和深刻。 我认为，即使他们之间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也都有我们的可取之处。 例如，你可能阅读过本书最后一位提及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所有著作，却从未接触到倒数第二位出场的思想家赫伯特•马库斯的重要观点之一，即，市场中充斥着想法设防说服你购买你根本不需要的商品的人，以至于牺牲了你的时间、快乐和创造力。 这一观点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你通读马库斯的作品却从未听到过哈耶克的核心观点：市场制度通过特有的信息传递功能有效地协调不同个体间迥异的行为，使得各自目标截然不同的人们通过专注于资源共享而实现合作，从而大大降低了达成共识的需要。 认同马库斯观点的读者更易于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反之亦然。 关于方法：本书致力于重新发现先前大师们的思想精神，以期在我们思考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道德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影响时，可以从他们的思想光芒中汲取力量。 在每一章节中，我的目标就是发现这些大师们是如何看待市场的，是怎样思考市场的，以及市场在当时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讨论如何思考的问题要求我们研究他们更为广泛关心的议题和他们的意志。 讨论市场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则需要我们去追寻他们当时所处的经济制度历史背景。 我的工作方法前提（思想史学家几十年的方法论研究成果）是唯有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内容核心。 在历史真空下去理解“资本主义”或“市场”（或“自由”或“家庭”或大多数其他的类似宽泛概念），截然不同的现象仿佛是如出一辙，不同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的词语似乎毫无差别，这样的研究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 本书遵循的历史研究前提是历史学家必须还原作者的本意。 大师们的思想精髓唯有与作者的更为广泛关心的议题相联系，未有还原到思想产生的那一刻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方才能够被正确解读。 然而这种被称为“背景分析法”的学术历史研究方法并未解决哪些背景知识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时，理解作者论点的相关背景就在同一著作的下一章节，有时存在于作者的其他著作中。 有时，需要探寻文章撰写时的学术环境。 有时，这样的背景来自于作者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章中，有时来自作者对于当时传统观点的批判。 相关背景也可能是经济方面的，或者来自作者本人，或是来自作者所属的学术界，或者来自于作者所属的阶层，或者来自于他的种族或国家—抑或是政治背景；还有的时候，是文化的和宗教的背景。 这样的背景知识也有可能是作者所处的制度惯例的集合。 如何判断哪些背景知识才是值得研究的呢？ 在十几年前开始写作此书时，我曾经设想在每一章节中对于大师们的个人经历、政治、经济、社会和学术背景做全面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想法不仅正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希望让读者兴趣索然，那么就告诉他们一切”，同时也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最终，选择相关性背景知识的判断依据一方面是通过不断试错，另一方面是通过我自身不断演进的对于相关背景的认知程度。 对于作者和文章的选择遵循以下标准。 首先，我希望可以囊括所有关于资本主义重要且反复出现的论点中的最具有洞悉力的评论。其次，我希望能够展现这些评论不断发展的轨迹，以说明随着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变化，它们的重要意义也在变化。如果作者大比例的来自德语区域，也许是因为在这里发生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学术辩论最为激烈。德语区域的几位重要人物—如黑格尔、马克思、和熊皮特—是所有类似书目中不可或缺的。其他章节中关注的焦点人物（如穆勒、桑巴特和弗莱尔）则拥有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持相类似思想观点的学者同僚。但是相比较思想产生的地域差别（或者作者的性别差异），我对于思想的广泛多样性更加感兴趣。 在努力寻找对于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客观描述历史史实之间始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因为在以“借鉴意义”为标准选择历史研究素材时，与当代社会总体上最为关心的议题有关，尤其与思想家们关心的议题相关。 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是有一个架构的，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哪些需强调，哪些又需忽略，是与历史学家的个人兴趣相关的。 假设学者们关心的议题部门归因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那么他们关心的议题和我们眼下的关心是极大不同的。 处理这样的矛盾关系时，我的方法是即使历史背景大不一样，尽管我们关心的议题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的问题从中获益。 另外，他们的问题往往与我们的是如此相近以至于通过思考他们的答案我们亦可获益匪浅。 在对思想产生的背景没有充分参考的情况下去理解思想观点即是对思想本身的一种背板。 但是过分依赖于历史背景也是有负作用的，因为过分聚焦于历史背景会使我们难以理解思想的连续相关性和可持续的影响力量。 我希望，本书在当代相关性和历史细节方面的不足之处可以被对于历史观点更深的理解以及它们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潜在利益所弥补。 资本主义是由它19世纪的敌人为了描述（并诋毁）它而创造的一个词语。 但是在我们的常用词汇中许多很有用的概念若不是被冠以招致不满的名称，就只会在这一词汇所表述的现象存在很久之后才会进入我们的常用语。 资本主义现象在这一词汇被创造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 在马克思之前，它既被称作“商业社会”（亚当•斯密）也被称为“文明社会”（黑格尔）。 在这里，我使用“资本主义”和“市场”来描述本书中分析研究的对象，同时不断尝试表达每一位大师在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所理解的“市场”的含义。 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实用的定义是“基于财产私有制度和法律上自由个体之间的交换，主要委托市场体制调配的商品生产和分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定义并不是纯粹“经济的”，因为只有在能够保护个人人身和财产不受肆意掠夺的政治体制下，“私有”财产和法律上的自由个体才可能存在。这一定义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类型—一种抽象的模型用以强调在现实中形式上并不完美的某些特征。 例如，几乎没有哪里是完全由市场自由交换来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资本主义与某种程度的非自由劳动力共存（例如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部）；市场主导的经济还经常与国有产业并存。 自打进入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已经开始了互相交换物品。 但是直至18实际，人们才开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在这中新的经济形式中，为交换而生产比为自身需要而生产更为重要，而市场则成为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中心。 在此之前的封建欧洲，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土地的控制是基于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政治权利。 在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劳动力作为政治权利的战利品和物质保障的背景下，将土地和劳动力，无论其来源如何，售卖给任何有支付能力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至1700年，对于此种封建社会结构的侵蚀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在欧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旧的封建制度业已显得不合时宜甚至绝迹。 大多数历史的“开始”都有霸道的成分，但是事情必须有个开始。 至18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已经开始受到学术界持续的关注和思考。 但是这样的思考是发生在当时的传统习惯的大背景之下的，我们的研究就从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