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卖桔者言——补鞋少女的故事

补鞋少女的故事 ——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在广州﹐在深圳﹐在中国比较自由开放﹑比较繁盛的闹市街道上﹐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年轻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顾客补鞋。男的补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个地点点数的总结果﹐是男的二十四个﹐女的三十五个。 自由择业鼓励知识投资 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在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既年轻——大约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共产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是难得而重要的现象﹐值得研究。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四月间﹐我又再访问那个女的。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绣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绣技巧。一九八○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不多﹐而其它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有了针绣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六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一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缝纫机。这缝纫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一百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格降至七十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就带备了缝纫机及其它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苛政猛于虎也 补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听说比其它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续办起来比较困难﹐而近年来批准的机会更少了。在深圳﹐补鞋的收入每月大约是人民币三百元——这比乡间的收入高出大约八倍。除了食宿衣着费用（每月约一百元）﹑材料及杂费（每月五十元）﹐还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五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一时间﹐我想起《孔子过泰山侧》的故事。 除了一切费用开销﹐每个补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约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据说﹐黄岩县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这些青年资助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本想到黄岩县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罢。 补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纪太小﹐家长要他们联群结伴才可离乡远行。在广州或深圳﹐他们前呼后应﹑互相照顾﹐其中有表哥表妹的同操这个行业。我在深圳访问的那个少女﹐跟五个女同伴一起租住一个房间。除了雨天﹐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时至下午六时。她们吃的午餐是些粗饼或面包﹐而晚餐也是仅可充饥的面食而已。她们蓬首垢面﹐留下烈日与尘沙侵蚀过的痕迹﹐手皮粗厚﹐四肢擦伤的地方不计其数﹐反映街头干粗活并不好过。但她们坚持说比以前快乐得多﹐显出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四月二十九日的《明报》某版报道﹕补鞋的少女当娼。这种事当然有可能——世上何地无娼﹖但我认为绝大多数洁身自爱。） 在深圳﹐补鞋的主要季节是冬天——夏天的凉鞋是补不了的。所以﹐炎夏快至时﹐补鞋的青年纷纷回乡﹐帮做农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国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后﹐补鞋行业随之而兴。上述是其中补鞋青年男女一个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意远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先天甚足﹐后天失调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劳的本领﹐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然而﹐无论是学术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国的表现使中国人无地自容。说什么因为人口太多﹑资源短缺﹐其实都是一些毫无实证的借口﹐老早给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约一年前﹐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学院一位很负盛名的高级研究员﹐从美国到香港来搜集资料﹐约我会面﹐为的是要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洲﹑欧洲﹑东南亚各地﹐中国人都能出人头地﹐成就屡见经传﹐但偏偏在中国本土却是那样没出息﹖”这问题似深实浅。我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么﹖” 浅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义。补鞋少女的故事不仅证实了我的观点﹐而且那“证实”足以令人震惊。试想﹕单是让这些青年有一点走动的自由﹐一点择业的自由﹐他们的收入在几个月之间就增加了八倍﹗这是翻三番﹐不是翻两番﹐而这些青年不用到本世纪末就有这样的成绩了。 两年多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的文章﹐指出从内地偷渡来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学到了一门木工的技艺﹐几年之间收入激增二十四倍。我又指出﹐不管我们用什么因素来为这升幅打折扣﹐余下来的增长率还是十分惊人。补鞋少女的故事﹐证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到香港才能办到的。 何必妄自菲薄 我在其它文章里也曾指出﹐在中国的制度改革下﹐国民总收入的迅速增长﹐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昔日的经济劣迹﹐不堪回首﹐稍加改革﹐收入增长以倍数计不足为奇。中国近几年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从乐观的角度看足以雀跃﹐但从悲观的角度看﹐却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说什么“过热”﹑“过速”﹐要缓慢下来﹐实在有点“口出大言”﹐因为这些说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象。 邓小平希望中国到了公元二千年﹐国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能达到现在的美金八百元。达到了又怎样﹖这等于现在每人每月港币五百元﹐仍然近乎一贫如洗﹗邓氏显然是给中国以往的经验﹑给那些所谓“第三世界”的经验﹐或给那些先进国家的经验误导了。他似乎忽略了中国的制度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只要改得好﹐大胆地开放﹑取消那些妨碍市场发展的管制﹑推行法治及明确的产权制度﹐所有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是不足以为例的。既然经验是中国独有﹐何必妄自菲薄﹐翻两番就心满意足﹖ 补鞋少女在几个月间收入增加八倍﹐是否例外﹐难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激增是自由发展及劳力私产化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来高举着为人民谋福利之旗﹐却一直没想到自由发展能带来的好处﹖以中国人的智慧﹐为什么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没想到﹖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是为了要保持“党”的正确无误﹖抑或要维持等级特权的利益﹖要把大地主﹑资本家清算﹑杀头﹐是一回事﹐但中国的青年又犯了什么罪呢﹖这些问题﹐令人思之惘然。 我在上文提到﹐作为一项知识投资﹐补鞋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补鞋青年毕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资﹐得到了一门专业﹐算是人才。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青年（或他们的父母）要到近几年才在知识投资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浅显之极﹕经济开放﹐使他们看到知识投资有利可图﹐于是很快就作了决策。比较深入一点的经济学解释﹐是自由择业意味着人力资源是私产﹐加上产品可在市场出售﹐收入可独享﹐知识投资就增加了。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中国在“文革”期间把知识破坏殆尽﹐以致目前人才短缺得难以形容﹐这点﹐中国的执政者是知道的。然而﹐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劳力一旦变为私产﹐知识投资就一日千里﹗劳力资产是这样﹐其它资产也是这样。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墨守成规﹐坚持其它资产应为国有。另一方面﹐劳力资产的知识投资﹐是会严重地受到其它合作的资产的“非私有”的不利影响。假若中国把其它资产像补鞋青年的劳力一样﹐界定为私有﹐知识投资会更加彰显。这是可以断言的。 一年多前﹐某杂志访问我﹐言谈间使我想起而且提到孩童时代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不幸遭遇。我还因此谈到﹐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一次大师云集的聚会中﹐我应邀作农业经济的主讲。当时我走到台上﹐战战兢兢地打开文稿正要朗读时﹐突然间想起早年在广西农村结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我把文稿推开﹐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很荣幸的。但我要你们知道﹐当你们在亚洲的农村里看到茅舍前那些在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假若他们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里。” 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听到了补鞋少女的故事﹐想起四十多年前在中国结交的小朋友﹐知道他们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他们应有的一点机会﹐我不能不站起来﹐老老实实地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