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全球范围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记得几年前，媒体一提到海外利益这个词，几乎所有人就会想到美国今天的所作所为，或者100多年前英国的全球扩张。但今天为了经济和资源利益，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使中国从历来的跨国公司受授者换个角度变成了跨国公司经营者。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如何在海外拓展？海外利益究竟如何保护？中国的国际定位又应该是什么？ 经济利益：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 我们需要从中国的对外政策说起。 无可否认，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些年来慢慢变得更加务实，这是对国计民生非常好的事情，但还是过于以意识形态为主线。在今天，经济利益应成为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进一步转变为以对外经贸为主线，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服务。 我们不妨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公司，从大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的贸易交往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就像是中国这个“大公司”的“客户”，因此外交部的工作首先是做好“客户服务”，保证各国市场能最大限度地对中国产品开放、为中国产品找到最广泛的世界市场，同时也为保证中国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服务。从这个角度理解外交政策的定位，其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谁。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在出口方面，美国以432.3亿美元成为中国头号出口市场，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分别列第二位到第四位，由于香港主要是做转口贸易，因此内地出口到香港的商品最终还是流向美国、日本和欧盟；从出口额的比重来看，四大出口市场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70%；在进口方面，日本、欧盟、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为中国内地进口来源地的前四位，美国排第六位，这5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内地进口额的60%以上。总体来看，美国、日本、欧盟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它们对华直接、间接贸易总额已超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从通常意义或我们刚才说的“客户服务”角度讲，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最大“客户”，都应当是中国最应该搞好关系的对象。 但是，这些国家又似乎被定位为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更以美日两国为甚。目前公众有很强的反日、反美情绪，这一情绪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外交策略以及发展战略的导向。这些情绪助长了中国与日美对抗而不是与其合作，这就像公司员工总要想方设法去与自己公司的最大客户对抗一样。当然，如果真的把自己公司的最大客户打倒了，那么员工与管理层的工作和收入也就没有了。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总要与我们在经济上最依赖的国家对抗呢 为什么总是受到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左右，进而产生过分的反西方情绪？我们的收入增长以及工作就业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关联。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中国事事要听美国或日本的，而是指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抗而对抗，那样做对我们并没有经济上的好处。 “客户服务”与国家外交 商学院教给MBA学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强调“做好客户服务”。企业在扩大市场的时候，首要任务是想方设法留住现有客户,要尽可能满足现有客户的要求，至少要尽可能得到它们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去赢得更多客户。现有客户是中心，潜在的新客户是外围。倘若我们把教授给MBA的管理理念延伸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层面上，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有的某些社会心态是过于情绪化、毫无建设性的，中国应该尽可能与主要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增加更多的“客户”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忘掉和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但是主旋律是合作与谈判，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利益所在。 显然，与美日欧盟保持良好关系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 中国目前正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首先必须考虑产品的销路问题。如果没有大的出口市场，那生产那些东西干什么？如果各国的政体与价值观又太不一样的话，那么跨国市场会很小，跨国贸易的成本会高得使其无法发展。而如果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呢？那照样会使中国的出口市场越来越小，因为不同秩序里或处于不同极的国家之间是难以做贸易的。因此单极世界秩序会最有利于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单一的国际政治法律秩序下进行贸易往来，这会非常有利于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市场拓展，也就直接有利于中国国内8 000万制造业从业者的工作稳定，并间接有利于中国2.2亿非农就业人口，也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我认为，对外政策的导向首先要考虑到中国未来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目前是4.7%，实际可能比这个高得多，而且这还不包括农民。即使按4.7%的失业率计算，这也是四五千万人没有工作，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4个欧洲国家中任何一个的全部就业人口都多，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假如未来中国有上亿人因为不明智的对外政策而没有工作，那么政府承诺的更高级小康生活目标就很可能难以实现，社会治安、政治稳定等方面都会因为社会就业问题而受到威胁。既然中国将解决就业和实现更高级小康生活作为政府未来施政的目标，那么中国的国际定位以及外交选择方向也应该为此目标服务。实现更多的就业以及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应该是评判政府相关政策（包括外交政策）是否有效的标准。 再有，作为世界工厂，需要足够的原材料和充足的能源供给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全世界铁矿石交易量的40%。因此中国为了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就必须直面资源供应、能源供给所带来的挑战。让石油公司、资源公司走出去到海外拓展，还有就是建设“中哈”石油管线、“安大”管线以及讨论之中的泰国南部管线，这些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当然重要，但所有这些“安全”措施是否真的“安全”，又取决于世界秩序是否“可靠”。这听起来像悖论，之所以要这些“安全”措施是因为现今世界秩序不可靠。但是，如果世界真又像过去那么多极，那么这些“安全”措施也就无法“安全”了。 所以，政府未来的对外政策选择首先要立足于稳定就业，然后尽可能通过拓展海外销售市场扩大就业，再有就是保证中国的资源供应，保证资源供应的最安全方式是以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状态参与维护和改善现今世界秩序。 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认识：制造业只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其就业也就8 000万左右，约为总就业的10%。因此，有无庞大的出口市场对中国并不十分重要。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知道，整个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出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比表面看上去高得多。我们想象，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萧条或因为某种冲突使中国产品向美国这个市场的出口中断，首先直接受影响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群，但几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群都会间接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减少。比如，我们可能觉得律师行业不是制造业，因此不会受影响，但实际上它们的法律服务业务会很快减少。看到这种收入减少的前景，律师们可能会减少方方面面的消费，比如，本来一周在高级餐馆吃10次，现在可能只吃5次或者少点一些菜，因此餐饮业受影响；本来可能已有20件衬衣，如果收入前景好，可能再买5件、10件都无所谓，但是如果前景不好，可能一件也不多买了，因此服装业也受到负面影响。其他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连教育研究经费都会受影响，失业率自然会上升。所以，对美日的关系说到底是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业与饭碗的问题。 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改变以意识形态定位的国际战略。中国和古巴、朝鲜能维持很好的关系，但它们既不是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对象，又不是石油或其他资源的供应地，仅仅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相似而维持了关系的继续。我并不是说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重要，这也重要，但在明确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之后，政府就必须对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首先应尽可能地维持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是核心，绝对不要凭一时情绪冲动，主动地恶化同贸易伙伴的关系，否则这将给中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冲击。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导向已经有所调整，这非常好，但是还不够。 由于日本有过侵略中国的历史，因此很多国人在看待中日关系时不免掺杂了民族情感。其实，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解经验值得中日两国借鉴，甚至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值得考虑。如果中日两国在处理历史、能源分享等问题上能更理性、更着眼未来，那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双方都不要头脑过热。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现在很多年轻人鲁莽地提出抵制日货，他们应该仔细想想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外贸有多大关系。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直接影响就业机会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能在政策选择上过分冲动。 与200年前的英国类似 倘若回顾全球化不同时期领袖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前和未来面对的经济挑战和200年前英国面临的挑战十分类似。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在美洲占领了相当的市场，那些殖民地不仅为英国提供了香料和各类农产品，而且也是英国手工业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各个行业生产能量及效率大增。到18世纪末，英国的人口还不到2 000万，因此因工业机械化而增加的产能使英国本国能消费的与其工业产出之间出现严重不平衡，这就迫使英国在海外寻找更大的市场来销售产品。同时，这些工业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因此英国当时的另一个挑战是要争取稳定的原材料来源。这两方面—出口市场和资源供给—也正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挑战。 由于英国纺织业当时需要大量的棉花，这促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南部、西班牙在墨西哥等拉美殖民地开辟了大片的土地种植棉花。因为种植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英国、西班牙及法国的贸易公司就从非洲大量贩卖黑奴到美洲的种植园。随着人手的增加，英国在北美及中美国家的棉花种植产量大大增加。这为英国纺织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原料来源。为了维护原料来源的稳定及更大范围的扩展，英国不惜与西班牙、法国就争夺殖民地展开了多次战争。 18世纪中，英国生产的大量工业品主要是返销到殖民地，尤其是北美。但是1776年美国独立并用3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当时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后，北美市场对于英国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以纺织品为例，美国独立之前以及独立初期，英国公司极少出口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到殖民地，以求遏止当地的纺织业发展。但1800年以后，美国自身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在马萨诸塞州，随后是在康涅狄格州和新英格兰等其他州，出现美国人自己生产的纺织机和纺织企业。到1830年左右，美国就有了和英国一样完善的纺织业，这对于英国是个极大的威胁，海外销售受到了较大的制约。这就逼着英国公司考虑在全球其他地方更大规模地拓展海外市场，但当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水平也已经和英国旗鼓相当，这就逼着英国重点在远东地区拓展。于是英国人首先占领印度，接着就在1840年和1856年两次对中国开战以求最大限度地打开远东市场。通过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英国将大量本国生产的纺织品输送到中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本土纺织手工业的发展。 应该说当时英国在远东拓展市场的行动是比较有成效的。在进口方面，1710年英国从亚洲的进口只占其总进口额的6.9%，1774年升高到11.4%，1820年是24.6%，到1913年则达到近40%。由此对比同时期英国从美洲的进口额比重变化，1710年是30%，1774年超过40%，1820年接近50%，1913年下降到22.6%。在出口方面，1710年英国对亚洲出口仅占其出口额的2.1%，1774年仅增长到3.9%，到1820年增长到7.1%，1913年更是占据了22.7%的份额。与此同时，北美市场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1774年英国对北美出口占其出口额21.5%，1820年下降到11.7%，1913年也只是维持在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到20世纪初，亚洲对英国工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北美在18世纪以及之前的作用。 我们以往关于英国海外扩张的历史几乎全是从其受害者的角度来讲的，根据我们过去200多年的遭遇，这些当然能理解英国海外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者带来的危害。但是，今天中国也面临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临的同样的挑战，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海外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的角度来研究理解它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更有建设性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1907年以前，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原因在于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以及此后的200年左右，国家之间，特别是跨洲之间交往很少，国际上也就不存在公认的秩序和法律，那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的起源时期。到了18世纪、19世纪情况有改善，但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架构。一旦国与国之间出现外贸利益或产权纠纷，必然诉诸武力解决。英国为了给自己的工业品寻找海外市场，常常不得不面对陌生甚至野蛮的世界，每到一国又遇到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西欧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可靠的法治秩序，当地人及当地文化往往会对英国人带来的产品和文化产生极大的排斥，因此海外扩展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扩展市场又必须进行，所以在当时那种没有国际法律规范的环境下，只能凭借武力迫使当地社会对英国开放并接受英国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行建立殖民地可能是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扩展海外贸易的最方便的方式，这就等于将陌生“野蛮”之地变成了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制度及法律体系的永久贸易开放地，这使英国的海外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并使其市场大大扩大。可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样做却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再有，英国当时要尽可能地保证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顺利。我们设想200年前，从英国起航的货轮肯定需要在沿途补给燃料和淡水，并为船员提供必要的休息场所。如果航线沿岸都是未知的陌生之地或者不友好的国家，连一个安全可靠的休息场所都没有，那么海运的后勤供给很难保证，贸易安全就很难维护，那会使贸易无法发展。因此，历史上很多英国公司都在海外修建港口并拥有自己的军队，英国政府也在贸易航道沿岸设立很多海军基地或殖民地，以此保证海上贸易的顺利。倘若我们仔细分析到19世纪末英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就可以理解英国正是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其远洋贸易保驾护航的，在全球各地每隔一段距离就必有一个海军基地或者殖民地，这正是英国在那个时期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也要建立可以全球作战的海军布局，了解过去的历史更能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架构，也看到今天保护海外产权的架构和过去的差别。中国目前得益于WTO及联合国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这使中国为海外贸易而必须建立庞大海军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其实，中国也得益于美国海军在全球所维护的海上贸易网，美国海军现在的作用类似于200年前英国海军的作用，差别在于美国不靠侵犯国家主权的殖民体系，推举的是一套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以及WTO这些国际组织为核心的秩序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在承担一定的中国海外贸易成本。在没有“世界政府”、“世界军队”的今天，世界可能必须要有某个或某些国家军队来维护秩序，否则就又回到“丛林规则”时代了。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今天以互联网、电视等为中心的信息世界里，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军队可以强大，硬实力可以登峰造极，但它们也不能够总是为所欲为，因为即使像美国，其经济也依赖于国际市场，美国也必须依靠其软实力（soft power），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么在海外的贸易和服务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在当年世界各国彼此隔离的时代里，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不用太在乎它们在海外的霸道形象，可是今天任何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即刻展示在世人眼前，使任何霸权都得有所收敛。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前几年中国10名劳工在阿富汗被枪杀，7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人或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 这种事情只会增多。假设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突然被美国当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员遭到拘禁，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呢？假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被没收，中国怎么办呢？还有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研究应对机制和对策，重新从建设性角度认识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如何保障，这个日益关键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今天的中国政府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第一是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大海外投资利益，第二是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是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是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别是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海外市场拓展。 很幸运的是，中国正处于一个以法律规范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英国那样拓展殖民地。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律师，不只是懂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的律师，而且要有许多懂各个不同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律师。这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今国际秩序在主流国家能发生效果的防线。 最基础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架构自然是国际秩序本身。中国正不断地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受益，但中国究竟为这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贡献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并在充分利用的国际秩序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步建立起来的，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与IMF的筹建之外，其他时期中国都以拒绝参与的姿态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那些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中国并没有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做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具体可以做什么呢？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派出适量的武装力量维护特定地区的稳定。我们许多人都非常反对美国和英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我也反对，但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的盟国那样在战争之后向伊拉克派遣小数目的军队，以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联合国要出台相关的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出兵伊拉克，并接管当地的部分政府功能。为什么中国也要出兵呢？因为中国不能再单纯地享受现有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而不为它的维护与改善付出努力。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却极少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这与中国享受到的利益及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近几年虽然有改进，比如派兵到刚果、派军事观察员到科索沃以及派民事警察到东帝汶，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必须在维和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这种参与的意义倒不一定在于它的实际效果，而是在于其象征着中国也是世界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不再游离于世界外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抛弃旧的思维方式，深刻理解美日欧盟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长远意义，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过程，在参与的过程中增进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及信任，缩小分歧和思维差距。中国应该更主动地向贸易伙伴表态，未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活动。如果任何不良集团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也会加入到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行列中。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在国际秩序中少几个像萨达姆那样的暴君，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扩展以及资源的稳定供应而言应该是件好事。 伊拉克多国人质被杀事件层出不穷，因此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出现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劫持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总指望别的国家为我们冲锋陷阵。中国是个大国，就应该承担与其身份相符的责任，总寄希望于像原来一样免费地享受国际秩序的好处而不愿做出牺牲，已经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事情了。世上没有也不应该有免费的午餐，未来如果中国不为维护国际秩序进行相应付出的话，我们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搭便车”，但不应该总希望这样。 海外利益、和平崛起与软实力 很多人也许会问，除了派军队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呢？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基础上的。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得来，价值观及文化偏好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工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巨大，相互之间总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20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过交往，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友善、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近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应该是评判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我们以这个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义。 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及其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了解越深，麻烦就会越少。这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很重要。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异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忌，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同类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就软实力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参考现代公司的公关战略的一些做法。现在很多公司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都非常在意公关活动，有些广告也是纯粹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其效果良好，对其产品的销售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并使社会对企业的形象有好的评价。那么，政府也可从企业的广告战略中学一些推进软实力的技巧。 具体而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应该在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比如，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并不是说中国要做更多的军事扩张，也不是要通过建立殖民地的老路来扩大海外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因为有了和平崛起的口号我们就要限制军队的发展。如果围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来谈中国军队的建设问题，现在中国军队的定位以及内部结构也应有所调整。中国军队一直以陆军为主，而陆军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地面防卫，这样的军队结构只适合于闭关自守时期的中国。但现在中国的国家定位有了改变，我们渴望更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秩序中去，可是军队结构却没有因时调整，从长远讲这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假设现在亚非拉某个遥远国家里，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被无端关押，财产被无理地剥夺，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那个国家又没有可靠、可依赖的司法诉求机制，那么单单靠现有状态下的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去保护呢？ 透过美国国防部2004年度预算的分配情况，我们发现55%的预算投入海军建设，45%投入空军和陆军，要不是对伊拉克作战，美国陆军所占预算比例还会更低，这与美国军队的结构也相辅相成。但是有人担心，我们如果积极地加强军队建设很有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分恐慌，周边国家甚至会要求美国派遣更多的武装力量到远东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又涉及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问题。假设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确确实实地相信中国的价值趋向、意识形态以及思维方式在总体上与它们不存在巨大差别，那么它们会相信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不会威胁到它们的利益。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中国威胁论者”最怕的是中国还像以前那么意识形态化或者让民族主义走过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改进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更多地与它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这是公关问题、是软实力的提升问题。 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可操作的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沟通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比如，我们应该让外国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个理性、透明的过程。政策制定过程的理性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出现随意性的极端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样即使中国或其他国家有了强大军队，别国也不一定会怕。这里，过程透明最重要，因为一旦过程透明了，一方面决策者会更慎重、会想到如何向社会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和专业人士都可参与到讨论中，毕竟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是冷静和理性的。西方人通常认为，集权政府和专制政府是最不安全的政府形态，掌控集权的人或独裁者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类似萨达姆下令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在政府决策机制上已有很大改进，透明度增加了很多，这些本身都为政府在海外的进一步公关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双方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具有律师思维的官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 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该在一些方面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中国外交应该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外贸。外交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外交人员的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就不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