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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 000斤肉，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让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 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应该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药店买药自治几乎没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多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和收入的机会向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