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裂变——前言

本书源自对中世纪后期（从1050至1350年）的经济与政治绩效的尝试性研究，试图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学者认为，在中世纪后期，穆斯林（或者说地中海）世界的商业一体化达到了顶峰，而在此时的欧洲，市场规模也出现了显著的扩张势头，以至于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称此现象为"中世纪后期的商业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我们要获得相关的知识，包括有效率市场和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体（polities）为什么在一些时代盛行，而在另一些时代却不流行。虽然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市场扩张会增进福利，但令人惊奇的是，对于市场发展的历史源泉，我们却知之甚少。 这一时期也非常有趣，因为它是穆斯林世界与欧洲世界的历史分叉点。在中世纪后期，穆斯林世界很可能在经济、技术、科学上都较欧洲更为发达，欧洲也的确从穆斯林世界学到了很多东西（参见，Watt 1997）。然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穆斯林世界在经济、政治上走上了一条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其经济状况发生了恶化。 在尝试理解这一时期及其对后来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以前受到的历史分析教育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我是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高级学位时接受的这种训练，尤其是能够在莫什·基尔（Moshe Gil）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令我感到十分幸运，他是研究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专家。我在西北大学读经济学与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进一步补充了在历史分析方面的训练。在那里，我有幸得到了约耳·莫克尔（Joel Mokyr）、约翰·潘扎（John C.Panzar）和威廉·罗杰森（William P.Rogerson）教授的指导。 我在这两个学科中受到的训练都在本书里得到了反映，将历史分析与社会科学模型分析结合在一起。 一方面，本书渴望对历史的特殊性及其进程给予公正的对待，本书指出，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是理解看似具有相同的发展条件、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现象的关键。另一方面，本书也认识到，单纯地叙述历史会局限于特定的事实，缺少对问题的一般性洞察。 因此，我们在此建立的分析，依然遵循着社会科学的一贯传统，即依靠明确的理论，运用分析模型，冒着在经验上被证伪的危险进行推断。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如一般理论很难解释特殊的历史现象；模型的运用会受制于数学水平；对历史做出的特定的推断往往无法用统计数据加以评估。 因此，正如通常假设的那样，历史分析与社会科学分析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我希望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向大家证明，将这两个学科的分析范式融合起来是必要、可行、并且有益的。 在对中世纪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有必要超越古典经济学运用的不同技术、资源禀赋、偏好等概念。为了能够理解我们感兴趣的绩效和过程，我不得不在分析中考虑制度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由政府颁布的规制经济行为的法规，或由经济行为者在市场中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同和组织，在制度经济学家那里统称为制度。对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一方法太过勉强，原因是我的分析并没有将政治秩序和市场秩序看做是外生的因素，我的目标是考察不同的政体和市场的内生兴起和动态变迁过程，而不仅仅是在确定的制度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其他行为。 因此，为了理解各种不同政体与市场的内生兴起过程、运行状况及其含意，我必须超越一些看待制度的视角，如将制度看做政治性的规则，或者说，将制度看做市场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时的最优反应。我不再将市场和政体看做是外生的，而认为它们是内生的，并且对它们的制度基础进行研究。为了将这一分析深入下去，我努力寻找对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交易行为发生影响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解不但要包括对规则（rules）的研究，而且要考虑由规则、信念（beliefs）、规范（norms）与组织（社会构成体social structures）组成的系统如何引导、保证和激励多种多样的交易行为。 将制度视为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彼此相互联系的系统，既面临着挑战，也会有所收获。例如，通过引用一些特别的、不易观察的信念和规范，任何结果都能得到解释，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什么结果也解释不了。因此，很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限定可容许的制度集合。在对制度集进行限定时，我发现，将历史与微观分析--特别是博弈论结合起来，从概念上是合理的，从经验上也是有益的。我将历史分析与博弈论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公平地对待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多样化的系统；另一方面，可以对可能的制度及其绩效的进行限定和实证评价。 此外，这个方法揭示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促进了对制度动态变迁这个棘手问题的研究。制度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后续制度的路径及相应的历史发展？经济学家通常断言，制度的动态变迁反映了决策者对当前和预期环境做出的最优反应。然而，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则断言，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历史的束缚。争论的每一方都注意到部分的真相，但又都不令人满足。本书通过更广阔的视角，采用与历史相结合的微观分析框架来考察制度，由此可以在争论双方之间架起桥梁，从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种制度何时以及为什么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延续，又怎样启动了走向死亡的进程，过去的制度--甚至包括那些已经不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的制度--如何影响着后来制度，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除了经济学以外，社会学、政治学、认知学等其他学科也广泛地研究过不同信念、规范和组织的形成及影响。因此，本书建立在超出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和概念框架基础之上。特别要强调的是，本书主张对制度研究的融合，也就是说，将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分析结合起来。由于信念、规范和组织在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分析领域，本书又是集中分析这些方面，因此可以看成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进行"社会学转变"（sociological turn）的尝试。社会学变量将被用来解释不同形式的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要更好地理解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我认为有必要促进制度分析。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制度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在理解财富在不同社会的分布为何不均、以及怎样才能进行改善等问题时，对制度及其动态变迁的研究将发挥关键作用。本书的研究框架就是试图提高我们的这种分析能力，从而能对过去和现在的市场与政体及其变迁的制度基础进行比较分析。 因为本书中既包含对特殊历史事件的分析，又有研究制度的一般分析框架，所以部分内容会有些重叠。 首先是对中世纪后期市场与政体的制度基础进行详细描述；其次是对欧洲与穆斯林世界这一时期的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是一个概念性、分析性（特别是博弈论）和经验性的框架，用以研究制度及其内生的动态变迁。实际上，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一系列特殊制度的分析。 因此，这本书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读它。有的读者可以将本书看做对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理论分析，用案例研究阐明特定的观点。有的读者可以认为本书研究了为什么以及如何将内生的动态变迁引入制度分析中，为什么需要进行有特定背景和理论含义的案例分析。有的读者还会认为，书中对中世纪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的市场与国家的制度基础进行了比较研究，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特殊历史事件及其动态变迁。还有读者会认为，本书研究了制度发展与文化和社会演变的相互作用过程，或者将本书看做在经济学中纳入文化与社会因素、扩展制度分析的一种呼声。也有人会将其看做是一个证据，肯定了将博弈论运用于经验性的制度分析的合理性。此外，还会有人将这本书看做一部社会科学史。就我自己来说，本书反映我的一种尝试，试图更好的理解一个特殊历史事件，并从中得出有关制度的一般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