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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通过大量出口来发展制造业的道路显然已经遇到了困难。一旦当出口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便暴露无遗。这时，人们纷纷说要通过发展服务业来推动增长、促进就业。但是，仿佛发展服务业就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其言下之意是，要发展就发展金融、贸易、房地产这些行业。我不否认，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巨大，但它们能增加多少就业？ 其实，人们一谈到“现代服务业”，脑子里浮现的基本上都是生产型的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前提的，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型服务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已经高到失去了发展一般制造业的优势，所以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就只能把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出去，转而发展那些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的制造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欧美生产型服务业的需求，而欧美的生产型服务业正因为劳动生产率高，所以其从业者才有足够高的收入来消化亚洲国家过剩的产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以上海为例，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要做上去，必须以全国（特别是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为前提，甚至可以说，如果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了，上海的生产型服务业想不好都不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因为长三角的制造业是中国领先，那上海怎么可能建成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型服务业并不是靠政府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更不能将增加就业的希望寄托于生产型服务业。 相比之下，消费型服务业才可能成为新增就业的亮点。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当有了车、有了房之后，人们新增的需求中越来越多的将是服务。正是在消费服务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更高品质的生活，与此同时，人们将自己从各种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可以更好地工作，或者将时间用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高。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叫“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这个过程才能为大量低收入者创造就业机会。 发达国家的就业也大量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在最近几十年里，电脑的推广是最重要的科技和经济事件。由于电脑可以将一些工作“程序化”，这使得原来在制造业生产线上的简单重复的劳动被电脑所替代。于是，在发达国家，大量的劳动力从制造业中退出。相比之下，服务业里的劳动却很难被替代。虽然像保姆和餐馆服务员这样的工作对于人类比较简单，但电脑却做不了，更不要说医生和大学教授了。从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来看，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医生、教授这样的高端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适宜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服务业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医生和教授之类的岗位毕竟有限，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于是，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来说越来越高，而低技能的服务从业者的收入则相对越来越低，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职业和收入的分化还反映在城市的居住形态上。在一些大城市，市中心的房价越来越贵，于是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搬离市中心，而高收入者则能够承受得起高房价，同时，他们也更多地消费服务，于是，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对于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者来说，他们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服务业又需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所以他们的上班地点不能离居住地太远，太远的话既花钱又耗精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正是因为服务业的工作岗位集中在市中心，使得城市郊区的失业率要高于市中心。结果是，低收入者也纷纷选择居住在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区域，形成一些低收入者的聚居区。为了保证这些城市中的低收入者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一些国家甚至为居住在城市的低收入者提供一定的租房补贴。这些公共政策有效地保证了不同收入的阶层在城市里和谐共处。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认真地进行反思。首先，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给消费型的服务业创造有利的条件。消费型服务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一定要便捷，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的新区）普遍存在的发展误区是道路建得太宽，动不动就是八车道十车道，一些中小城市为了求气派，道路也越修越宽。为了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提倡宁愿建两条四车道的路，而不是一条八车道的路。当然，城市的主干道除外。 其次，不能在新城规划时太强调低密度。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条件，有了一定的人口密度，才有足够大的服务需求规模。通俗地来说，有了人气，生意才有得做。因此，人口低密度只能是相对的，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划低密度的居住社区，但如果低密度的社区连成一大片，那么，这样的社区就可能没有服务业，居住在这里的人尽管有钱，但无论工作还是消费，都需要开车去市中心，家变成了一张睡觉的床，新城可能成为“死城”。这对不能开车的老人和孩子尤其不够人性化。我在一些中国城市的新区走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结果，中国的城市就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服务业大量集中在市中心，而这又加大了市中心和市郊的通勤需求，造成交通拥挤，于是人们又渴望市郊的住房能够低密度，但这反过来又不利于市郊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的情况相比，去过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大城市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的市郊实际上往往建筑密度并不低，但是高度不高。同时，主干道之外的道路也并不太宽，便于行走。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更有利。而且，当市郊与市中心有高速的地铁连接，市中心的轨道交通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在市中心几乎不需要开车，城市的拥挤度可以大大缓解。 中国的城市还要给低收入者更多生活和就业空间。我们必须要转变思维方式，看明白城市发展的规律。当一个城市处在工业化阶段时，因为工业大量集中在城市的外围，这时，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岗位也大量集中在市郊的制造业里。在上海，20世纪90年代将大量工厂外迁，并且将市内一些低收入群体通过动拆迁的方式向城郊结合部迁移，正好适应了当时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城市的发展阶段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低收入群体的工作岗位大量集中在靠近市中心的服务业里，这就需要政府在城市中心的不远处布局一些廉租房，使得这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在空间上较为接近。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为了避免人们在生活水平上有太大差距，政府需要制定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为这些人群提供相对低价的公共服务。有人可能说，城市中心地价和房价那么贵，廉租房只能布局在远郊。但是请想想，如果是这样，那些低收入者就会失去工作，而住在城市中心的高收入者如果没有足够的低价服务，他们的生活成本也会升高，生活质量也将下降，结果可能是“双输”。我们不能只想着要用各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比如说给他们提供住房，但如果没有生活的便利，房子再大也不代表生活质量啊。前面提到，伦敦市长认为，上海和伦敦的差距在于上海的生活便利程度不够，这一点，值得反思啊。 最近，我乘在东京访问之机，去了趟在鲁迅笔下写到过的樱花盛开的上野。最让我感慨的倒不是樱花，也不是位于上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最让我感慨的是，就在他们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上野东照宫的门口，形成了一条卖小吃的小街，其实就是大排档。这要放在中国，而且是在文物保护单位的门口，非得被城管赶走不可。可是，中国的城市为什么不能允许低收入者在人流汇集的地方摆点小摊，买卖小吃和旧货，哪怕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我去过的世界上很多的城市，都把他们的集市作为著名的景点来介绍，而且是引以为豪的文化遗存。而在中国的城市，我们还在认为摊贩就是落后和“脏、乱、差”，并简单地以禁止代替管理。这是我们今天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转变的思维方式，在低收入者需要就业、经济要继续增长、生活质量要继续提高的今天，尤其如此。这些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想明白，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都可能会是一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