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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把长三角的发展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建设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长三角和上海的发展，从中国和亚太经济圈发展的长远趋势来说，战略上应该是持乐观的态度。稍稍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从战术上来讲，我觉得目前的状态还是值得忧虑的。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提出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把现在的状态和“两个中心”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找到。在思想意识上，我认为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上海要建设成“两个中心”，必须以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为前提。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脱离制造业的发展而存在的。纽约和伦敦都曾经是非常发达的制造业中心，后来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这两个城市逐渐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起着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但即使如此，这两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仍然不可小视。特别是那些与设计、创意结合的制造业，仍然需要靠近大都市。在伦敦，政府甚至专门制定《伦敦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行动纲要》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和不断提升竞争力。以此为参照，上海未来要建设成金融中心，首先要服务的就是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所派生出来的金融需求。 航运中心的建设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当长三角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有了大发展，上海的码头才能够活跃起来。最近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完成5.82亿吨，同比增长3.6%，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 800.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1%，列世界第二。上海的外贸货物中，99%经由上海港进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流域经济腹地通过上海港进出口的货物量，约占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的三分之二。上海每年完成的外贸吞吐量占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的20%左右。与此同时，相比其他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港的国际中转能力并不突出。据统计，2008年，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仅为5%，而新加坡则高达85%、香港达60%、韩国釜山达45%。我的看法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上海的未来在于逐步提高集装箱国际中转的比重。如果要在国际中转业务中有优势，还是上海自身要提升竞争力，而竞争力的来源则必须从做大规模中去寻求，在这一点上，依托于长三角的制造业则又是所谓“必由之路”。 长三角的都市圈已经是全球第六大的都市圈，现在，江、浙、沪三省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46亿，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10%，并已经超过日本的人口规模。可以预期的是，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继续长大，长三角都市圈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肯定也是越来越大。按道理说，这样的一个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必然给上海的“两个中心”建设提供优越的条件，但问题是，长三角三省市之间，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却不容乐观。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难以摆脱的一个困境是，中央政府用地方政府辖区的GDP增长率来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但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地方政府产生了很强的动机来分割市场。我和我同事的研究发现，作为一个省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给定其他省份会采取分割市场的手段来发展经济，那么，分割市场的政策的确可以为本省带来更高的增长。特别是当邻近的省份有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城市的时候，市场分割还可以防止本省的资源向邻省的大城市集聚。但是，这样的“以邻为壑”的增长方式却在宏观上造成了大量的效率损失。我们的研究曾经测算过全国各省与其邻省之间市场分割的指数，结果发现，上海与周边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居然位居全国前列。 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好像感受不到市场分割啊。其实，这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对市场分割熟视无睹了。人们经常会提到的市场分割现象包括对于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的壁垒、对于跨地区产业重组的阻碍、在政府和国有企业采购时倾向于本地产品等方面。此外，其实还有一些更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也起着市场分割的作用。比如说高速公路收费，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之间，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高速公路也是不收费的。而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收费不仅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一条跨越省境的高速公路还要被不同的地方政府设置的关卡收费。高速公路收费实际上提高了运输成本，加剧了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反过来说，如果降低甚至取消高速公路收费，那么，地区间的市场趋于整合，地区间的人流和物流进一步上升，有可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这时，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加可能能够弥补政府在收费上的损失。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轨道交通的建设上，如果上海的周边地区愿意“接轨”上海，上海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配合，大力推动地区间同城化。在这些事上，地方政府要算大账。目前，长三角的部分城市已经实现公交卡的异地使用，医疗保障费用异地可报销也正在推进。相对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而言，进一步清除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上海的“两个中心”的建设，还必须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更为基本的动力。 为什么富人和穷人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2007年在巴黎，我看到房价飞涨，在并不是太好的地段，房子都卖到1万欧元（相当于10万人民币）一平米。即便如此，巴黎的人口最近几年又开始增长-这里，我说的不是巴黎大区（Ile-de-France），而是巴黎市。有趣的是，有些法国同事还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巴黎大区的人口在增长，而巴黎市的人口却在下降。我估计他们是很久不看统计数据了，其实好几年前，巴黎市的人口就扭转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法国朋友告诉我，在巴黎还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中产阶级大量地搬离了市中心，而现在住在市中心地段的则是两类人，一类是高收入者，一类是低收入者。 千万别认为巴黎的故事是个偶然。我在一连串的文章里都讲过，决定现代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最优规模的，主要是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增加，大大满足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偏好。在大城市居住，什么都能吃到，什么都能买到。与此同时，人口的集聚也大大地方便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而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特别重要，特别是当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原因很简单，服务业的产品就是服务，而服务的可运输性非常差，对于绝大多数服务业来说，其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它的供给和需求往往都是本地化的，这就需要服务业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最好能够住得近一些。在服务业中，还有一类是高端的，这类服务业往往是知识和创意密集型的，而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也需要借助于面对面的互动。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知道，并不只有学校才是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基地，新的思想往往是产生于咖啡馆里的一次碰撞。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在于这个城市的思想、知识和创意，只有这样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才最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支撑城市的消费、房价和地价的根源。否则，一个城市的繁华怎么维持得了？ 现代大都市的居住模式就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产阶级搬离市中心并不是偶然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一起住在市中心更不是偶然的。一个都市的繁华意味着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富人的收入能够支付这样的消费，同时，他们也在消费和交往中交换着信息，创造着思想和机会。而所有这些，也必然需要另一群人在服务业里工作，这部分人不需要创造，但需要熟练；不需要聪明，但需要敬业。当现代的高科技（特别是电脑）将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占领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职业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餐馆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由于他们的收入不高，所以他们也不能住得距离市中心太远，因为每天花钱花时间上班，还不如在市中心租个小房子住。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低收入者甚至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居住的补贴，以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居住并且工作。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在工作之余的消费中获得的知识、创意和机会不像高收入者那么多，而他们的收入又使得他们宁愿住得远点、舒适点，每天可以开车上下班。 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恰恰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住在一起的城市。高收入者离不开低收入者，如果不是有一群人熟练地提供着包括照料家庭和办公室秘书这样的工作，那么，高收入者整天忙生活琐事，哪有时间去提供创意？事实上，正是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高收入者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再生产”。低收入者也离不开高收入者，如果不是高收入者用思想、知识和创意去产生价值，那么就很少有人能够支付得起消费服务的价格。在中国，城市正在迅速地长大，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建立创新型的社会。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中国还有大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时候，怎样建立起创新型的社会？其实，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真正在从事创新活动的人永远只是一小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人的创新活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则成了创新型人才不断被“再生产”的保证。 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不应该惧怕收入和工作的分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大都市）不应该拒绝走出传统农业的人们。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应该成为创造者，并且用自己的收入支撑起一个服务部门，为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们提供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应该有能力为农民兄弟们提供培训，让他们能够具备在城市里熟练工作的技能。如果做不到这些，而一味地怕外来的劳动力挤占了自己的工作和福利，那只能说是城市居民自己的不自信。在现代城市里，如果不给低收入者留下适度的生存空间，就可能限制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对那些高收入者也不利。 2009年6月3日，现任伦敦金融城市长陆毅安（Ian Luder）率领数十位英国金融业高级代表来到上海。在谈到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一事时，陆毅安认为上海和伦敦还有很大差距。在陆毅安看来，伦敦金融城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外籍人才。《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2008年在上海就业的外国人总数接近7万，不到该市常住人口的1%。而在750万人口的伦敦，却能听到300多种语言，四成伦敦人说自己不是英国人。那么，伦敦靠什么吸引这么多的外籍人才呢？陆毅安说：“安全、舒适和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居才能乐业。比方说，中国人才在伦敦还属‘少数族裔’，但仍可以找到很多一流的中餐馆、中文学校、中国医生和会说中文的保姆为他们提供服务……用高薪把金融人才请进来，如果不能给拖家带口的他们提供舒适生活，他们是不会停留多久的。”他说他的一些在上海工作的英国朋友常常为了孩子教育、医疗、保姆之类的家事发愁，有的抱怨说上海的国际学校太少了，收费也过于昂贵。“另外，拿看牙医来说，有的人宁愿飞回伦敦，因为更方便、更放心。”在上海，人们常常认为这个城市缺的是“人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2009年出台的“户籍新政”中，上海市将具有中级职称作为获得户籍的条件之一。但人们也许忘记了，如果未来上海要聚集更多的金融人才，这座城市还需要大量来自外地的低收入者提供教育、医疗、保姆之类的服务。 同时，我也反对一种流行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贫民窟是合理的。在一些国家，城市贫民窟的大量存在恰恰是因为农村和城市居民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和发展权，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也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也恰恰是因此，进城的人们哪怕是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哪怕在城市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他们也好歹能够享受一点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生活在农村还是好一些。我们不能把一些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作为发展的必然，而更应该找寻在发展中不出现大面积城市贫民窟的经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建立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和谐的城市应该是不同收入的人群相互需要的城市。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太差了，而城市又充满着歧视和排斥，那样的发展即使不能说是失败的，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