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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故事。为了保护地方税收和稳定，安徽省舒城县政府成立了“商品整顿办公室”，其任务是保证当地产品的销售量，从而保证县财政收入。为此，“商整办”对一些产品（重点是地方生产的“两酒一泥”，即白酒、啤酒和水泥）制定了各乡的销售指标，并相应进行考核和奖惩。为了保护本地生产的水泥，当地政府规定不许外地水泥进入本地市场，使本地居民无法买到他们想买的巢湖地区生产的水泥。而对于酒的保护还采取了“酒工资”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当地教师的工资中代扣六七十元的酒钱（三瓶），占教师月工资的约十分之一。事实上，当地的水泥厂成本较高（原料中除了黄土是本地的，其他都采购自外地），缺乏竞争力。酒厂虽然有了政府保护，也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报道的最后说，在节目播出的近期，上级政府已经下文撤销了“商整办”。 多年之后的2009年，湖北公安县红头文件又提出了一年抽烟23 000条的要求。《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4月2日，公安县章田寺乡中学一名老师反映，当日下午3时许，乡政府两名工作人员突然来到学校，径直走进老师办公室，看烟灰缸、翻垃圾篓，最后又找出3个烟头。工作人员对学校负责人称，他们是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的，这3个烟头是外地品牌，违反了乡政府有关公务用烟的管理规定，所以要罚款。后经交涉，工作人员表示将作通报批评处理。”一份名为《章田寺乡2009年乡直单位公务用烟考核管理办法》的文件规定，“全乡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服务中心、企业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对用烟数量都有指导计划任务，每月检查完成进度；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由财政部门直接折价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凡公务用烟使用非正规渠道卷烟的，发现一次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1 000元。”对此，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解释道，“公安县每年烟草税收流失很大，出台这个指导性意见，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经济作贡献。” 类似的市场分割现象远不只在消费品领域能够看得见。2009年4月3日，《解放日报》的一则题为“产业重组面临障碍赛”的报道说，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些产业重组目标，但“对于汽车、钢铁、造船等各地政府的支柱产业而言，任一企业被重组、被并购，当地政府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因为这涉及许多方面的利益，包括就业，包括税收，包括GDP……地方政府是否支持重组，目前成为各行业重组是否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 2008年8月，《反垄断法》开始实施，中国到了法律对地区间的市场分割说“不”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发展是一连串事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工业集聚，而工业集聚则反过来成为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权制定当地的经济政策，同时又从当地的税收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于是，各地政府都纷纷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来分割市场，保护本地企业，保证当地的税收和就业，这使得中国正在陷入一种“以邻为壑”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市场化力量作用下，市场整合毕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国内市场能够持续地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获得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国内市场，由此，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长期增长将获得一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可惜，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没能脱掉地方保护主义这双小鞋。 和中国面积差不多的欧洲是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而中国则是由不同的省组成的，但是有研究发现，直到1997年前后，中国各省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仍然相当于欧洲的国家之间，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现状，你会怎么想？事实上，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是与完善的制度分不开的。在促进欧洲统一市场的过程中，欧盟大力推行了统一的贸易政策、运输政策、关税政策、货币政策等，确保了欧盟成员国范围内的商品自由贸易。 中国经济在发展的早期，企业规模不大，对扩大市场范围的要求也不高，但在今天，如果仍然用零碎分割的市场束缚住企业的手脚，那么，中国企业将永远长不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企业干脆眼睛向外，靠国际市场来实现扩张，难怪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似乎在用“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来替代“国内市场一体化”，而且越是有能力做出口产业的地区，越是有激励用分割市场的方式来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但是，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5%的时候，当经济危机已经大大地挑战了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的时候，这种发展取向还能够走多远？看来，用法律来保障国内市场的统一是不得不走的路。 《反垄断法》中的第三十三条已经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二）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三）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四）设置关卡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五）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行为。”但是我的律师朋友却告诉我，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在起着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在《反垄断法》里，对于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没有明确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规定，即使这些都有了，如果做不到司法独立，企业在和政府打官司的时候，大概也仍然处于弱势。 不过，中国的市场一体化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依赖法律来解决，经济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执行力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的规模小，因而本地的狭小市场就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这时本地的保护主义政策是有利于本地企业的。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规模长大了，本地的市场规模已经容纳不了那些“大鱼”。最终，民营企业会对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说“不”，如果政府坚持采取市场分割的行为，那么，企业可以对政府说“再见”。最终，企业“用脚投票”，加上地方间对于投资者的竞争，才能够使中国走向市场一体化的道路。在未来的地方间竞争中，眼光长远，胸襟宽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只可惜地方政府都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增长，基于GDP增长的考核方式如果不改，地方政府行为受到的扭曲也难以改变。 中国的市场一体化趋势走向何处？如果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必须首先来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毋庸置疑的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现在看来，加入WTO的最大收益可能还不是促进国际贸易，而是有利于中国政府和企业适应国际规则。如果全球化能够更多地推动政府和企业采取有利于市场一体化的做法，那么，中国国内市场就有可能持续地走向一体化，当地区间贸易壁垒下降后，企业也就要更多地面向国内市场。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经济的非国有化有利于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因为非国有企业相对较少地依赖于本地的市场分割。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的非国有化，政府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的政策目标将越来越不重要。 在我们的研究结果里，地方政府干预将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是在下降的，但在此之后，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的指标显示出了一个明显的重新上升的趋势。这并不奇怪，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却使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像一只“攫取之手”。大量税收收归中央，但事权却仍然在地方，地方政府办事要花钱，除了获得一些从中央政府那里拿来的税收返还外，剩下的只能多收税，过度的市场分割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数据上来看，地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表现的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可能会成为一朵“水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