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过去30年里有没有“中国的奇迹”？就前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是到底怎么会导致这样高速的经济增长呢？我们过去倾向去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独特的一面。独特的一面确实有，而且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是，当我们把独特的一面抽掉以后，我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增长的话，中国也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中国的增长无非就是在资本的高速积累（包括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国内高储蓄率）的推动下产生的，再加上中国有人口红利，所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但是，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中国的速度都会放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在年均10%的高增长，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每年也就3%多。有一次，哈佛大学资深的经济学家帕金斯受邀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他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未来，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30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帕金斯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 300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来看，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超过4%，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会放慢。但如果从人均GDP超过13 000美元的标准出发，中国还可以乐观好一阵，毕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2 200美元。 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是个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更多是来自于东部，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作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比拿全国来比较要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比如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经达到64 592元，超过了9 000美元-但是，中国广阔的内地可能才刚刚进入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并且是加速追赶的时期。只不过，内地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承接是在内地实现，还是进一步将人口向东部集聚，以让内地人更多地在东部获得工业化的收益是关键问题所在。 帕金斯的演讲结束后，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正如他所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经济结构转换（特别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和结构转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过去30年略高于年均3%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在城市化被抑制的条件下获得的，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这是否可能带来一个更快的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个大国，内地进入一个加速追赶的时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国整体上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帕金斯回答说，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工业，这样的结构转换的确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省份的追赶，帕金斯认为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更可能成为下一轮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毕竟，中国的内地省份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 我的看法是，帕金斯的回答虽然正确，但他可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劳动力流动。不错，如果孤立地来看中国的内地省份，那它们的确就像蒙古国一样因为地处内地而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地处内陆，那就既不能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国家去，通过商品的长途运输来进行国际贸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国的内地省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一个部分，只要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那么，通过让内地劳动力流动到靠近沿海的地区，就相当于内地省份拥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他忽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伴随着人口迁移。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劳动力可以在沿海地区集聚，而集聚效应持续发挥则可能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过程可能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过去30年。 当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给我的同事陈钊教授看的时候，他提醒我，我还应该谈到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确如此，如果是一个小国，它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只是短短的一环，它或者是整体上处于劳动力低价的阶段，或者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且必须依靠创新来发展的阶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的地区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经济体组成，而这些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只是一点。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之后，内地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非洲的同事就向我感叹道，来自中国的产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更有很多让最低收入的人们也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大国特征在这里尽显无遗。 把上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中国未来是否可能维持高增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我们没有涉及其他有可能影响长期增长的因素，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和国际环境中的风险-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将不断有大量来自内地省份的劳动力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追赶。也就是说，在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追赶”主要是指一个相当于中国的省（或几个省）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这种追赶可能首先表现为“内地人”的追赶，借助于劳动力转移，“内地人”的追赶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区实现。更重要的是，当现在沿海达到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逐渐扩散到内地的时候，区域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