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当城市化遭遇全球化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我们把“21世纪”换成“过去30年”，并放在全世界来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30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这样说？不妨从2008年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谈起。 这场经济危机到来以后，随着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深化，基本上大家有了一个共识：这场危机与全球的居民，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储蓄行为有关。中国人储蓄，并且生产，美国人则是大量消费。美国人消费缺钱怎么办，就向中国人借，因此中国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再往下深究，其实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有关。美国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由借债支撑，而不是自己的收入和购买力。 我们来看美国的储蓄率下降趋势，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1984年左右，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在7%到11%这个区间。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是从1984年开始的，这个现象非常重要。1984年是什么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可以有很多联想和猜测，根据我对经济史的了解，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冷战后期，美国和苏联进行对峙，美国人认为，要想获胜，必须要有新的控制整个太空的计划，被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后来，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被多大程度地执行，以及它对美国科技进步的影响有多大是有争议的。不管怎样，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苏联国力在整个世界处于相对衰落，以至于最终走向解体，美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领先全球的技术创新。如果你要观察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经济体，比如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你会发现，在石油危机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有美国是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的状态，日本是长期贸易盈余，德国则在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贸易赤字变成了贸易盈余。中国也基本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才使原来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赤字变成贸易盈余了。通过对这样几个国家对比，你会发现，前四大经济体里，只有美国在吸收（或者占用）别国的储蓄，只有美国真正是长期借贷消费，并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 美国为什么会表现出长期借贷消费呢？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美国人借贷、消费，日本人和中国人则储蓄、生产。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自己的理解是，关键要看美国的创新是否可以持续？这怎么解释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富人的邻居。邻居自我感觉很好，他就会感觉借贷消费没有问题，因为他预期自己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会不断提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如果预期自己的收入未来持续增长，他为了平衡自己的消费，当然会在目前收入相对低的时候借贷。他向谁借？如果他的邻居在存钱，当然愿意借给他，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存钱？因为在中国，富人钱太多，没有地方花（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虽然缺钱但也不敢花（要预防性储蓄），所以，中国的富人、穷人都储蓄，正好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借钱，而且这个人预期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那这个穷人就很高兴借给他。所以，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创新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可以持续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的四大经济体中尽管只有美国是借贷消费，但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相当于中国把钱借给美国，搭了美国的便车，分享了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 大家可能会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是也很快吗？为什么要把钱投到美国？要知道，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靠大量的资本积累来实现的，实际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足够地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而是转化成了资本的收益。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出了很大的问题，普通老百姓难以借助资本市场来分享资本的收益。说得通俗点，在中国，老百姓的选择是把钱更多存在银行里，尤其是在把钱投在中国股票市场不见得回报很高的情况下。这时，微观层面的高储蓄、低消费就转化为宏观上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 但问题在于，刚才说的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假设实际上并不总是成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的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不到的时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确非常快，这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革命发展迅猛，这的确能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收入增长是很快的，而且欧洲、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收入增长速度差距也在拉大。但2001年前后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就慢下来了。这时，靠什么实现经济增长呢？实体经济不行就靠虚拟部门，利率低低的，大家就借贷，借完钱就消费，结果导致房产泡沫出现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次级贷，连学生、移民都借贷，这些人收入不高，失业风险相对比较大，信誉相对不好，但是在低利息情况下，他们也借钱。最后还衍生到信用卡行业，很多人觉得房子在涨没有问题啊，先借钱消费，实在不行，把房子卖了就行了，还了债，还能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要应对经济危机，美国人要做的事情是要提高储蓄率，而中国人要做的事情是要克服产能过剩。问题是，生产能力已经在那里，怎么消化呢？就是要提高内需，要把储蓄率降下来。那么，为什么中国消费增长不快？ 今天大家都讲“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强调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经常出现发展的“不科学”，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双重失衡”局面。我们从内部讲起。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来说是上升的。经济学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当收入差距扩大时，整个需求的增长肯定是比较慢的，因为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收入差距扩大相当于把一块钱从穷人拿到富人那里，所以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长比GDP的增长更慢。从支出法角度来讲，GDP无非就是消费、投资、净出口，当然还有政府支出。消费增长慢，GDP怎么上去啊？1990年代以后中国想出来很好的办法，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于是，大家拼命投资，导致了投资增长很快。从短期来说，投资形成了GDP，从长期来说，就逐渐形成了产能过剩的局面。除了投资推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出口，特别是出口给美国这样的国家。危机来临之前，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65%。这65%是什么概念呢？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越靠内需，国家规模越小，越靠外向经济，所以国家越小，贸易依存度越高。如果我们做横向比较，把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国家比，这些国家贸易依存度基本在20%、30%这样的水平，和这些大国比，我们贸易依存度高出了一倍。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中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然后就相应发行大量的人民币。然后钱去哪里了？无非两个出口，买东西就是通货膨胀，买资产就是资产泡沫。接下来的结果是我们的企业不愿意创新。上海市政府很急，推出很多政策去推动创新，希望形成所谓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结果却发现企业不愿意投入研发。我们在上海的企业调研，企业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必要啊，创新投入很多钱，风险很大，我为什么不买国外的技术，然后培训培训劳动力就可以赚钱了。进一步的结果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始终处于非常低级的水平。接下来就会联系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以现在的状况，劳动力低成本，企业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也缺乏创新的动力。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跟企业创新缺乏动力，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不需要大家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有关。 我们再讲讲外部失衡。刚才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很重要的时点，我特别想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真正形成中国劳动力低成本高质量的比较优势的时点。有三股力量支撑了这样的局面：第一，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移民。第二，城市部门开始了劳动力市场改革，1996年以后开始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当时的数据是下岗职工数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数量。第三，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劳动力以及农民工都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这就形成了劳动力低成本的又一条件。与此同时，1994年之后，人民币被大大低估，这些事情加起来就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久天长，以至于形成了世界上的很多制造业产品由中国定价的局面，结果带来了中国出口持续上升和过高的外汇储备。再接下来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被控倾销的第一大国，其他国家都在告我们倾销产品，因为我们的价格太低了，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冲突。 下面再看几个数据。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村劳动力移民规模并不大，农民真正大规模进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目前的农民工数量是在2.2亿，其中外出打工的大约1.3亿，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口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这么大的数量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当城市化遭遇全球化”时产生的问题。中国的农村移民移到哪里了？移动到外资投入的地方，也就是沿海地带。换句话说，劳动力由中部、西部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内地的过剩劳动力和来自全球的资本在中国沿海地区结合了，这个结合是支撑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盈余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元流向，今天人们讲经济危机，都把矛头指向美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美元，因为需要用美元来购买大宗商品，比如石油，这些美元流向了石油输出国家，我们称之为石油美元。还有大量美元通过FDI、进口支付、还有移民的汇款流向了中国。由于预期美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持有美元的国家就到美国投资，买它的资产、债券。最近这几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用了一个词-恐怖平衡-来描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的货币供给，在美元这样的流向中持续增长。到2008年11月底，中国持有近7 000亿的美元债券，这不是小数字，它相当于美国GDP的1/30，这相当于中国部分地影响了美国的货币供给。再加上美国自己不断印钞票，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这都为经济危机前的泡沫创造了条件。 现在人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危机和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因素。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世界上历次的经济危机几乎都来自危机国的内部，第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一下子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它的规模如此巨大，而且发展差距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如此之大。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借用美国人的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穷的国家能成为这样富的国家的最大债主。 这样的“恐怖平衡”怎么调整呢？其实，在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经济前，这种调整已经以多种形式发生了。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第二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第三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上升。在这个上升过程中，谁受损最大？谁用那些资源谁受损最大，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因为中国是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然后是中国出口受到的冲击。当所有这些调整都难以到位时，最终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恐怖平衡”调整的一种方式。 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出“恐怖平衡”？我认为有两点因素要看，如果21世纪美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科技创新，而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以和上世纪80、90年代的速度一样的话，我看形成“恐怖平衡”的机制不会彻底转过来。当日本人和中国人想存钱的时候，最好把钱借给美国，以期获得高回报。但是，美国劳动生产率会不会持续快速增长？我认为不大可能，即便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领域的变化都不太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走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方式，世界需要找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应该可以支撑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增长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也是后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动力。这就是我对斯蒂格利茨的话的理解，重复一下：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