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几十年来，一直都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开会，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不无调侃地说。此人为韩裔美国人，能讲流利的汉语。我猜，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着的经济，它没有十分明显的“转折点”。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真的来临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2008到2009年恰逢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也未能幸免，而此时又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难道只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吗？这是否意味着一个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动态”的经济-按通常说法，叫做转型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这个经济的“永动机”。而在我看来，结构调整的第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布局方面有新思维。不同于其他的大国（比如美国、俄罗斯、印度），中国只有一面靠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的时代，沿海地带注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沿地带。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发展历史里，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要大大高于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城市的经济规模差距更多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而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则更多地受到了某种行政力量的限制。从变化上来讲，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小于面积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扩张主要是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而且这种差别在中部和西部更大。所以，通过城市化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更为具体地说，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更进一步向东部集聚，将可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当中国的城市逐步进入服务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后，集聚和城市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另一个结构性调整需要从收入分配入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的研究已经证实，收入差距已经危害到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中国内需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同样道理，当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收入差距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问题会越来越成为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如果我们去分析收入差距的成因，就不难明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是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有研究发现，当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农业人口比重更高的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必定更慢，从统计上来看，70%~80%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可以由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经济的集聚发展和控制地区间差距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会。事实上，很多研究都证实，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如此大地影响到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恰恰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缓解地区间差距。这条道路可能要比直接着眼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政策更有效。 现在人们都说中国要启动内需，这个口号也提了十多年了，如果不改动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内需怎么启动得了？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几年所做的研究工作，总结一下其实就两句话，一是“放弃集聚和规模就是放弃发展”，二是“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是可以携手并进的”。站在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重温这两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知道未来向何处去。 说到未来，就不得不再说到市场秩序的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了30年，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一个不只是关系到收入分配的问题。人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价格放开了，市场经济就可以启动了。30年的改革进程还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演进都是内生于它之前的那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国的市场体制，就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结合、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串谋、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行业进入的壁垒，所有这些都使下一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现有市场体制的扭曲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和经济效率损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向市场体制的不公正性开刀的经济学证据，更不用说公正本身就应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在30年前，亦当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时，诗人舒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希望，并且为之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30年是一个轮回，现在，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