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可乐经济学3——聊聊政府

就长期而言，政府和个人、家庭一样，必须有谋生手段。尽管美国共和党素以坚持金融原则为荣，但正是在他们的监管下，最近十多年国债飙升。政府开支猛涨是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全国最富裕的家庭大幅减税。 从本质上来说，减少联邦赤字有两种方法——要么削减政府开支，要么提高政府收入。杜鲁门之后参选的历任总统候选人都许诺要减少政府浪费。当选的一些总统也曾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真切的努力。但没有谁真正阻挡住了联邦开支向上挺进的步伐。只有税收收入增加的时候，联邦赤字才有所下降。 由于没人喜欢纳税，增税的提案得不到公众的好感。所以，每当我写专栏呼吁政府提高额外收入，愤怒的电子邮件就如潮水般涌来。 有一天，我又发表了类似的专栏文章，学生们给我来了条短信，说电台名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节目里攻击我。我办公室里没有收音机，但林博的节目在网站上有录音，我还是听到了那天晚上他是怎么说的。果然，他还是老调重弹，并以“那是你的钱”为论点，认为人们享有任意支配自己税前收入的道德权利：“人们自己挣的钱想要怎么用，那不关你的事儿，弗兰克先生。你无权对此妄加评判。据此制定税收和经济政策，也跟你毫不相关。可这就是我们中受过教育的那号人，伙计们。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学识渊博的人，那些比你和我懂得更多的人。” 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论点的各种说法长久以来一直是右翼保守派攻击力最强的武器。大多数人都是辛辛苦苦挣钱，每当政府动用法律力量收走一部分，人们自然要生出怨念。然而，“我们有权花掉税前收入的每一个子儿”这种说法也太荒谬了。要是这样的话，税收就成了纯自愿行为。政府没办法筹措资金来修建公路或学校。更重要的是，军队我们也养活不起了。如此一来，我们会遭到其他国家军队的侵略，最终不得不向敌国政府纳税。 你可以说，不愿被迫纳税的人应该移民到自愿纳税的国家去。可惜没有这样的国家。考虑到实际情况，我们最好还是进行理性的对话，讨论一下我们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谁应该为这些服务纳税。 本章剖析了林博等反对者的抗议理由——他们希望结束这一对话。第一篇文章写于小布什政府正在为最高收入群体争取额外减税的那段时间。布什早前的减税政策并未给富裕群体带来什么实际收益，还给他们招来了重大的成本，支出变化势所必然。 1.布什减税真能帮到富人吗 当市场力量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遏制政策。可美国却给富人减税，削减穷苦民众必需的公共服务。愤世嫉俗的人说，这一本末倒置是因为富人掌握了华盛顿的政治进程，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利益。 可惜，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除非当权者对自身利益的理解过分天真。仔细考察证据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新近的减税反倒让富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减税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大，间接成本却比预期高得多。 从好处方面来说，减税令得富人买下更大的住宅，表面上看是借此讨他们的欢心。然而，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与其说幸福取决于人们消费的绝对水准，倒不如说更取决于消费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大量证据表明，尤其是对富人来说，倘若每家每户的房子都变大了，那由此带来的主要效应不过是重新界定住宅的标准罢了。 所以，尽管近来的减税使得富人能够购买更多、更大的东西，却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的好处。诚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所说，“在贫穷国家，男人要向妻子表达爱意，送她一支玫瑰就够了;可在富裕国家，他必须送一打玫瑰。” 从成本方面来看，新近的减税给联邦预算赤字造成了严重后果，连富人也深受影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该办公室无党派立场)的预测，未来6年内，每年的赤字都将超过3 000亿美元。赤字最广为人知的后果是政府削减了为全国最贫困家庭提供帮助的福利项目。因为富人在政治制度里得到多方代表，他们支持的项目似乎安稳得很，不会遭到预算大砍刀的毒手。富裕家庭还进一步把自己隔离起来，住在有门岗的社区里，孩子只上私立学校。不过他们最多也就能做到这个地步罢了。 举例来说，在全球获批的专利权当中，美国专利所占比例持续下跌，政府却因为赤字砍掉了不少用于扶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联邦预算。这类削减威胁着长期经济繁荣。新墨西哥州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麦尼斯(Pete Domenici)说：“我们以为能保住高端岗位，让其他国家去干低端工作。可现在，我们成了一个二流经济体，一个二流的国家。” 大规模赤字还威胁到了公共健康。故此，尽管像“E.coli 0157”一类微生物对国民的健康威胁越来越大，可政府现在巡查牛肉加工厂的经费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1/4。不光穷人，富人也会因为食用受污牛肉而丢掉性命。 税收不足使得国家迟迟无法对街道和高速公路进行维护保养，哪怕这么做意味着将来要花两到三倍的钱来维修。短期而言，糟糕的路况每年要造成上千起交通事故，不少人因之丧生。死于这些事故的，不光有穷人，也有富人。倘若路面大坑造成汽车爆胎，一辆福特的维修费不过63美元，可一辆保时捷，至少得用1 569美元。 赤字还危及了国家的安全。比方说，前苏联地区的核武器储备防务废弛，美国能源部一直在资助看管。可2004年，布什政府却减少了这一项目8%的经费。美国前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如今在一家私人基金会担任长官，该基金会以筹措民间捐款、加强对核武的监控为己任。人们固然担心恐怖分子在美国城市引爆核炸弹，但大部分集装箱仍然自由自在地进入美国港口，无人检查。 大规模的联邦预算赤字和极低的家庭储蓄率，还迫使美国政府每年举债6 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日韩三国。这些债款连带利息必须全额偿还。由此而来的财政负担，以及国际货币日益失衡的风险，大部分都落在了富人身上。 在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已经颁布了减税政策，到2010年，美国将减少近20 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根据近期估算，等法案正式通过，5%的收入最高者将享受到上述减税的52.5%。国会的共和党人又发起了另一项总额690亿美元的减税提案，仍以高收入家庭为主要的受惠目标。 美国的经济早已进入了充分就业状态，估计没几个人会天真地以为，真的需要这些减税政策来刺激消费。也没有证据显示，靠进一步减税就能召唤出更多的奋斗和冒险精神。最后，人人都承认，进一步减税会增加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带来高昂的成本。 道德家们往往劝说富人，以慈悲心对待穷人，生活会焕然一新。但那些收入最高的人，或许也希望看看这方面的证据：要是没有近年来的频频减税，他们的家庭说不定过得会更好。 抨击者还会引用政府开支浪费的生动例子，力陈己方主张——比如五角大楼购置了600美元的马桶圈，阿拉斯加耗费2.5亿美元修了一座哪儿也到不了的大桥。下面这一问题肯定了这一说法，但接着又指出，私营部门同样存在着普遍的浪费行为。 2.政府只会大手大脚地浪费吗 继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提案在2001年初吸引到广泛的政治关注后，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议员汤姆·奥斯本(Tom Osborne)，在议会厅里对白宫发起了攻击。 “底线是这样，既然那是你的钱，”他说，“你当然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更清楚怎样花它更精明。” 自此以后，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翻来覆去地引用这句话，打得抗议对高收入者减税的人哑口无言。 这一说辞如此管用，一部分原因是它符合选民的常识。毕竟，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人们显然会多长个心眼儿。华盛顿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官僚，用的都是别人的钱，怎么可能会更谨慎呢? 政府为完成工作支付了大笔不必要的开销，这一类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也支持了“那是你的钱”一说。最出名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曾花640美元买了一个马桶圈，还有一回花435美元买了一把普普通通的铁榔头。 虚报价格只不过是浪费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形式，是付了公道价格，但所做的事情却没什么意义。后一种浪费，在私人支出方面较为常见——倘若碰到富人们发狠斗起富来，情况就更是糟糕。 想想看，每到圣诞假期，富人们在一支手表上会花掉多少钱。《纽约时报》12月要刊登数之不尽的整版广告，为售价好几千美元的精美手表大做宣传。 其中最叫人垂涎的是精致的机械手表，附有各种各样、意在提高其走时精确度的“复杂功能”。比如陀飞轮，就是一副小型陀螺仪，它每分钟对表内的主要机械装置加以旋转，从而减少因为地球重力场造成的误差。钟表大师让·杜南的杰作“万国表”，售价高达700 000美元，可即便稍逊一筹的百达翡丽、劳力士等厂商生产的同类产品，也至少要卖5 000～100 000美元。 和马桶圈、铁榔头不同，这些表制造成本确实高，所以支付大价钱的买家并没有挨宰。然而，换另一个方向来看，他们的钱大体上仍是白白打了水漂。因为哪怕这些表使用了各种复杂的机械装置，也比不过一块售价30美元的电子表精准，电子表采用石英晶体振荡机制，不受重力影响。 那为什么人们要购买昂贵的机械表呢?曼哈顿阿伦·法伯钟表行(Aaron Faber Gallery)的老板爱德华·法伯(Edward Faber)近来形容购买这些表的顾客说，“他们都是30～50岁的男性，想要把这‘象征权力的工具’戴在他们手腕上，借此特立于芸芸众生。”问题在于，一块表要能突出主人的身份，它的售价必须比芸芸众生戴的表贵得多才行。所以，一旦普通人提高了开销，要特立独行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最终，大家的情况并不比所有人都减少开支时更佳。 高端私人支出的其他形式，也是受类似力量驱动的。举个例子，上个月在迈阿密，为庆祝女儿安波·瑞德金尔(Amber Ridinger)13岁的生日，爹妈给她买了27 000美元的D&G礼服，还请杰鲁(JaRule)、亚香缇(Ashanti)等大牌明星到生日宴会上开现场音乐会。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H.Brooks)是一家军火企业的老总，该公司为驻伊美军供应防弹衣。女儿生日的时候，他邀请了女儿的150位朋友到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顶楼的“彩虹堂”，50 cent、唐·亨利(Don Henley)、史蒂薇·妮克丝(Stevie Nicks)等一线歌手为他们当场献艺。据报道，整个生日宴会耗费超过1 000万美元。 尽管这些事情招来社会批评家的指指点点，当事家长却并非发了疯。他们只不过是花自己的钱为女儿搞个特别的庆祝会罢了。既然要特别，总得表现点跟普通庆祝会不同的地方。于是，问题来了：昂贵的生日宴会成了一门日新月异的产业。 凯文和丹雅·蒙代尔是“欧戈尔-古戈尔”(Oogles-n-Googles)公司的创办人。这家公司专门操持儿童宴会，提供顶尖服务。两人新近宣布要开特许连锁店。可不管家长们花多少钱，达到特殊地位的生日庆祝会仍然只有寥寥几个，并不比大家都少花钱时更多。 那么，平均而言，我们毫无理由指望对富裕家庭大幅减税有益于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 最后，裁减下来的这部分税收，政府原先并没有完全浪费掉。比方说，大部分钱都是从食品券项目中扣出来的，而食品券则是用来帮助穷困家庭用公平市价购买食物用的。再说，哪怕政府确实按虚高的价格买了一些东西——比如定价高得足以带来暴利，让爹娘为孩子花1 000万美元开个庆生会的防弹衣——不少东西总归有着至关重要的用途。 反过来看，新近靠裁减预算省下来的税款，大部分都会落到那些早就什么也不缺的家庭手里。这些家庭会拿着钱去追求“特别玩意儿”。可惜“特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家庭总数，并不比从前更多。 从“那是你的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政府绝不应当把钱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劝谏，政府放弃现行政策，那么，贫苦者的民生显然会变得更为多艰。但更出人意料的一点是，不进行财富再分配，往往也会减少富人本身的财富。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3.反政府势力为什么会让我们更贫困 倘若你请反政府人士从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举出最重要的两项，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1)公共支出应当在绝对值上维持最低水平;(2)国家不应当把收入从富人手里再分配给穷人。 没有政府会认真对待这些戒律。可它们给公共政策决策造成了显著影响，美国尤其如此。可惜，这些影响的作用方向，恰恰有违反政府势力的本意。 问题在于，不违背这两项戒律，许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损。倘若赢家的收益远远大于输家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总可以找出解决办法，让所有人都迈步向前。可这些解决办法往往牵涉到提高税收，把收入转移给穷人。 限制汽车排放的规定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因为这种规定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构都将陈旧车型排除在外，以免为低收入者(毕竟，开旧车的人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者)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旧车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给穷人带来的福利。 举例来说，全洛杉矶尽管只有不到10%的汽车使用年限超过15年，但它们却带来了半数以上的烟尘。豁免这些旧车，必然需要对新车施以更严格的标准。可减少新车排放的廉价方法，能用的都已经全用过了。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想通过进一步收紧新车标准来使空气质量达标，所需成本是取消旧车豁免政策的好几倍。 凭借对高收入司机提税，政府可以向低收入司机提供购车补贴，让他们报废旧车，买一辆新近生产的、排放更清洁的二手车。这样一来就不用对新车加以昂贵的排放标准，由此能够省下不少钱，远远超过了向穷人提供补贴需用的税款。富司机和穷司机实现双赢。 问题在于，这样的举措违反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条戒律。到目前为止，反政府人士还占着上风。他们以支持经济效率做借口，限制政府预算，阻止对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再分配。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其实在掏空每个人的口袋。 有人以为，小政府跟经济效率是同义词。非也。诚如排放标准一例所示，经济效率有时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类似本例的情况，在美国普遍存在。以医疗保健为例，美国采用的私人保险制度比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使用的“单一给付制度”(single-payer system)成本高得多，结果却糟得多。但改用单一给付制度要求提高税收，为低收入公民增加福利，故此也就违背了两大戒律。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用着一套人人都觉得运作不良的医疗制度。 在反贫穷政策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arned-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改善贫苦劳工阶级生活标准最直接的方式。有了这一政策，那些收入低于标准的民众可以从一般性税收收入中获得津贴。它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不同，不会打消企业雇用劳工的积极性，这也正是EITC最大的优势所在。可惜这么做就意味着对其他人增税，违反了两大戒律。 由于最有效的反贫穷政策在政治上注定无法实施，不少经济学家转而支持起了立法机关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这在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这一议案得以通过，反政府势力又可以弹冠相庆了：他们阻止了联邦预算的再次增长。只可惜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胜仗。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跟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不同，它不仅限制了技术工人工作岗位的增长，还提高了技能工人生产的商品价格。总而言之，提供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的总成本要便宜得多。 反政府势力还阻止政府采用能为全体民众带来更佳结果的能源政策。比如，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对汽油课重税能减少交通拥堵现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加速节能技术的发展，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当然，它也会给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多经济上的不便，所以有必要为这些家庭转拨津贴。但征收燃油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津贴，显然违反了两大戒律。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的燃油税仍然比其他工业国家低得多。 民主力量限制了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经济苦难，这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有时候，叫这些家庭承受部分不便，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大得多的收益。这种时候，我们总可以设计出让人人都过得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不违反两大戒律，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办法付诸实践。 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私营部门花两美元钱也比公共部门多花钱一美元钱更好吗?两大戒律荒谬地认为，确然如此。 经济效率是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因为随着经济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能分到的小蛋糕也比从前更大。强调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是反政府势力值得称许的地方。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不断证明，反政府势力往往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阻碍。 右翼评论家另一个心爱的论点是，对富人减少的税，不少都流向了小企业所有者，故此有利于刺激这部分人创造就业岗位。小布什在两届总统任期内，都曾以此观点为自己的减税政策辩解，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曾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反复引用它。尽管大部分新工作岗位确实是小企业创造的，可这一观点在基本经济学原理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我将在下面解释，企业主雇用工人的决定，跟他自己的税后收入无关，更主要地是看工人到底能不能帮企业赚钱。 4.对小企业主减税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吗 小布什政府的中心经济政策一直是针对最高收入者大幅削减联邦所得税。据预测，在小布什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减少的税收将为全美增加近20 000亿的国债。去年，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上书，谴责本届政府“行动不计后果，给美国国长远的经济健康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威胁”。 国会至今尚未决定是否施行永久减税。故此，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看小布什支持减税政策的论点。 小布什从来没说过，减税是为了让富人过得更舒服，他在这一点上倒也算坦白。毕竟，近年来高收入群体把大部分的税前收入尽得囊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 相反，小布什把他的减税政策说成是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的关键。他说，因为大多数新工作岗位都是小企业创造的，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减税，能刺激就业率的提升。故此，他政策的隐含前提是：如果企业主有余钱雇用额外的工人，他们肯定会这么做。可惜，企业主是否有余钱雇人，根本是一个不相关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雇用的工人能不能增加他们的利润。 基本的招雇佣标准——每一本经济入门教科书上都找得到(包括总统的经济顾问们写的那些)——非常简单：倘若额外工人的产出，能卖出至少足以弥补其薪水的价格，那就应该雇用他们;反之则不应该。只要满足这一标准，不管企业主本身是多么穷困潦倒，雇用额外的工人在经济上都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说，倘若不满足这一标准，哪怕企业主是富翁，雇用额外的工人也不合乎经济道理。企业主的税后个人收入跟雇佣决策毫不相关。 帮小布什说话的人或许会说，企业主需要先行投入资金，负担新工人的雇佣和培训成本，因为只有受过训练的工人才能有效创造额外产出。减税之后，企业主的口袋里就有了这笔钱。的确是这样，可它并不改变基本的雇佣规则。 企业主利用减税所得，负担雇用工作的初始成本，这种做法的本质跟银行一样：借钱给自己，指望将来获得回报。检验这种内部贷款在经济上是否合理，跟检验外部贷款完全一样。 倘若企业雇用额外工人所得的最终收益不光能负担其薪金，还能偿还有息贷款，那么银行放贷就是合理的。内部贷款必须满足相同的标准。只有当企业雇用额外工人所得的收益足以负担工人的薪水和还贷额(包括企业主把减税优惠放在银行里所得的利息)，内部贷款才算合理。在雇用决策中，内部贷款的隐性成本和外部贷款的显性成本有着完全相同的经济立足点。 总之，对小企业主减税能刺激他们雇用更多工人的说法，放在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材阐述的基本原理面前都站不住脚。 小布什减税的第二个理由是，通过刺激富人的消费，扩大就业。但富人通过减税所得的大部分收入，并不会短期内就用出去。即便真的有人因此增加了消费，其主要作用也不是扩大国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是提高海滨房产的投标价，让订购新款保时捷GT豪华车的名单变得更长些。这一类支出对刺激国内就业作用不大。 倘若把小布什减税减下来的钱用到别的地方，说不定能派上真正的用场。比方说，对中低收入家庭减税，能立刻刺激消费，因为大多数家庭的储蓄率都很低。而且他们的额外支出主要是用在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上——反过来真正提高就业率。 拨款给缺钱的州政府，成千上万的教师和警官就能免遭裁员。这么做甚至还能直接创造出许多有用的工作岗位。比如州政府可以请人仔细检查如今自由进出港口的集装箱。 左右两大阵营的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抗议说，对富人减税根本无从刺激新就业岗位。经验也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2005年1月的私营企业就业率果真比2001年1月要低。自从大萧条以来，同一总统任期内就业率出现下降，这还是头一遭。 保守派还有另一项天才的修辞花招：把“遗产税”换成更难听的“死亡税”，并想方设法地废除它。遗产税只对继承了极大数额遗产的人征收。有趣的是，连收入最低的选民也强烈支持这一提案，哪怕他们的后代缴纳遗产税的可能性比被陨石击中还低。接下来，我会解释，遗产税其实是偿付公共服务代价最低的一种方式。我还引用了一些原始的调查数据，证明支持废除遗产税的选民远远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声势浩大。 5.遗产税真的是个坏主意吗 布什政府提议永久性废除遗产税，也即继承财产时缴纳的税种。中产阶级对该提案呈压倒性支持，白宫已经签署了废止令，有人预测参议院很快也会通过类似法案。 但民众真的普遍支持废除遗产税吗?在民意调查中，调查员一般只告诉受访者说，政府提议废除遗产税，然后就问他们是否支持这一举措。尽管大多数调查中都有2/3以上的受访者做了肯定回答，不过，这或许只能说明，民众不喜欢任何一种税(见图1—1)。 当然了，没人喜欢纳税，可这并不意味着税收毫无必要。因为没有税收，就没有军队，我们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武力征服，最终，我们还是得被迫向他们纳税。 根据“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数据，从2012—2021年，废除遗产税会减少联邦近10 000亿美元的收入。为填补这一缺额，至少要求国家采取以下措施之一：提高所得税、销售税或其他税种;进一步削减政府服务;提高向中日韩等国的借款额。然而，新增的借款需按市场利率偿还，所以最后一招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增税和削减服务。 反对遗产税的不少人说，废除遗产税之后减少的税收，有助于精简政府机构。但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削减开支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基础公共服务，而不是那些大而不当的政治分肥项目。例如，小布什在竞选时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反对政府浪费的样子，之后却发起提案，削减16%的退伍军人医疗费，15%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费，9.6%的营养补助费(针对儿女尚幼的贫困母亲)。所以，除非我们愿意提高其他税收，废除遗产税必将进一步削减宝贵的公共服务。 要是认真考虑了上述后果，选民们还会赞成废除遗产税么?为找出答案，我请康奈尔大学的数据调研所再次进行了两种不同的全国电话问卷调查。第一种调查只问受访者是否支持布什政府的废除遗产提案。所得结果和其他同类调查一样，支持的受访者占差不多3/4。 第二种调查则提醒受访者，废除遗产税造成政府收入短缺，需要以提高其他税种、削减政府服务或大量举债的方式填补。这一回，反对废除遗产税的受访者占了差不多4/5。尽管两种调查涉及的样本规模都很小(前一次仅有42人参加，后一次也只有66人次)，但调查结果如此迥然相悖，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调查1： 布什政府提议废除遗产税，也就是继承遗产时所需缴纳的税种。 你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提案? 调查日期：2005年4月29日到5月6日 样本规模：42人次 误差幅度：13.3% 调查2： 布什政府提议废除遗产税，也就是继承遗产时所需缴纳的税种。 由此带来的政府收入短缺，至少需要采取以下方法之一来补足：提高其他税;进一步削减政府服务;提高联邦政府的外债率。 考虑到这些后果，你支持还是反对布什政府废除遗产税的提案? 调查日期：2005年4月29日到5月6日 样本规模：66人次 误差幅度：9.9% 如果说民众对废除遗产税的普遍支持只是一种表象，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保留遗产税确有道理呢?我们的根本目标是采用一种尽可能有效、公平，且对民众影响小的税收制度，偿付政府服务。全面权衡之下，还真难想出有哪种税比遗产税更合适。遗产税上少征一美元钱，就必须靠其他税种多征一美元，而其他的税种，在上述三个尺度中至少有一个比不过遗产税。 遗产税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基本上不会对动机造成负面影响。高所得税有可能打消投资的积极性。但有谁会为了规避遗产税而甘愿做个懒鬼呢?正是因为有了遗产税，所得税才能保持较低水平，事实上，它还强化了人们投资和冒险的动机。 遗产税的另一点长处，是它的工作原理和律师的风险代理费差不多。遭受损失的一方本来付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可因为律师对客户承诺，输了的话不必给钱，他们得到了弥补所受损害的机会。类似地，遗产税让我们得以享受到宝贵的公共服务，倘若事先知道自己将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会很乐于支付这笔钱，可倘若事先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恐怕并不情愿就范。这时，遗产税站了出来，只有当我们幸运地成为人生的大赢家，才需要在身后支付这笔额外的费用。 遗产税还为人们提供了从事慈善事业的动机，有了慈善事业，自然也就减少了民众对许多需用税款偿付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城市学会(Urban Institute)的近期估计，废除遗产税后，每年有可能减少高达15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最后，征收遗产税，意味着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少缴纳些税款，况且，活人纳税肯定比死人纳税更痛苦。 一些反对者抱怨说，遗产税令小企业主和农场主承受了不合理的负担。但目前，遗产税的起征点是150万美元(已婚夫妇为300万美元)，到2009年还将进一步提高到350万美元(已婚夫妇为700万美元)。只有不到1%的继承人需支付遗产税;遗产税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1 0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 许多家长说自己不喜欢遗产税，因为害怕它妨碍自己尽其所能地保障孩子的经济安全。可目前的起征点足够家长留给孩子一大笔钱，让他们去创办小企业，接受精英教育，在良好的学区购买一所大房子，甚至还能留下数十万美元以备不时之需。 仔细想想看，家长真的希望孩子继承到比这更多的钱么?大富之家素来担心世袭财产对后代创造成功事业的能力产生腐蚀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量，沃伦·巴菲特和其他亿万富翁限制了孩子们继承的遗产额度。可就算巴菲特先生改变了主意，依照当前税法，他仍能留给孩子们超过200亿美元的税后财产。 总而言之，尽管应该削减、废除的税种有很多，遗产税却不在此列。它是目前阶段最接近完美状态的一种税收。虽然现在废除它的声势造得很大，大多数人似乎意识到，留下它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我的第二轮调查中，连共和党人也有70%反对废除提案。 自从里根时代以来，涓滴理论频频见于各种政治论述。该理论认为，对富人少征税，能刺激经济发展，最终使经济果实惠及所有人。我将在下面指出，这种说法不仅全无经济理论基础，而且与历史记录大相径庭。 6.何以解释涓滴理论的神秘魅力 有人问银行大盗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为什么要抢银行，他给出了一个经典回答：“因为那儿有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呼吁对最高收入群体增税，为全民医疗保险提供资金，也是采用的同一逻辑。 提供全民医疗保险是很费钱的。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目前的薪资中值比1980年还低，所以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再也承受不了额外征税了。与此相比，如今1‰收入最高者挣的钱是1980年的4倍，越上层的人享受到了越大的收益。美国大型企业的高层主管所得收入是1980年的10倍。一句话，钱在最高收入者那儿。倘若他们不多缴些税，全民医疗保险就是场空。 涓滴理论站出来抗议说，增税会叫最高收入者懒于工作，不愿冒险，阻碍经济发展。他们老调重弹，坚持说，累进税制会杀死下金蛋的鹅。然而，仔细检查便可发现，这种说法既无经济理论支持，亦无实证证据支持。 涓滴理论看似有理，很大原因在于它好像很符合“人做事讲动机”这一古老观念。支持该理论的人辩称，由于对高收入者采取高税率减少了劳动报酬，故此会诱使人疏于工作。可是，几乎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清清楚楚地指出，税收工资减少，还会带来另一种相反的作用。税后工资少了，人觉得穷了，于是比从前更加辛勤地工作，弥补收入损失。至于这两种互相抵消的效用哪种占上风，经济学上未有定论。 经济学理论对涓滴效应不留情面，实践经验更是对它痛下杀手。倘若较低的实际工资会令人缩短工作时间，那么，实际工资提高，肯定会出现相反的现象。故此，按照涓滴理论，上个世纪实际工资陡增的累积效应应该是工作时间显著增加。然而，实际情况是，如今的工作周比1900年短得多。 涓滴理论还预测，在实际税后薪资较低的国家，工作周较短。可惜数据又跟它唱了个大反调。比如，尽管日本的企业高管所得薪资不到美国同行的1/5，边际税率也更高，可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缩短工作时间。 涓滴理论又预测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即收入不平等强化了人们力争上游、奋勇向前的动力。可研究人员跟踪了多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却发现两者之间是负相关。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收入不平等处于历史低位，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都相当高。反之，1973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稳步增长，经济增长率却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跨国数据中也观察到了上述模式。例如，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和丹尼·洛德瑞克(Dani Rodrick)利用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采样数据，发现在国民收入集中于5%及20%最高收入群体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低。反之，在穷苦和中等收入群体享受大部分经济成果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高。总之，观察所得的模式一次次地反驳了涓滴理论所做的预测。 唐纳德·莱利(Donald Reilly)画的一幅漫画准确地再现了涓滴理论支持者们的世界观：夏天午后，两个胖乎乎的企业主管泡在游泳池里，吸吮着鸡尾酒。其中一人指着自己，气愤地对另一人说道：“要是那些主张对富人课重税的小子真的上台了，我告诉你，我这个苦力可要甩袖子不干了!” 这幅漫画跟现实毫无共同之处。20世纪50年代，美国高管的收入比今天少得多，负担的边际税率也更高，可大多数人仍干劲十足地顺着企业阶梯往上爬。认为税率稍微调高些就会让如今的主管们放弃追求，这种看法毫不足取。 在美国，涓滴理论固执地认为，累进税结构会危及经济发展。受此影响，政府长久以来都无法放开手脚为民众提供宝贵的公共服务。故此，哪怕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提供全民医疗保险，涓滴理论派还是坚持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负担不起这一套。伊丽莎白·爱德华兹(Elizabeth Edwards，约翰·爱德华兹的妻子)跟癌症奋勇作战，背后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制度的全力支持。可还有数以百万计身患绝症的美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这一制度的半点关照。 无法提供宝贵的公共服务，受损害的可不止是中低收入家庭。举例来说，前苏联地区的核原料储备防务废弛，能源部搞了个协助看管的项目。可布什政府却砍掉了这一项目，哪怕恐怖分子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获取核武器的途径。 富人那儿有钱。不少高收入者也愿意为宝贵的公共服务缴纳更多的税款。可既无理论支持也无证据支持的涓滴理论却依然挡着道儿。是时候放弃这套理论啦。 我下面要讲的内容激得林博先生对我破口大骂。我说的是，只要稍稍调整一行税务代码就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新收入，又无需选民牺牲他们真正在乎的东西。 7.为什么节俭的人反倒要受罚 艾伦·格林斯潘出版了回忆录，内中谴责小布什在财务上不负责任，加入了共和党人声讨总统的长长队伍。事到如今，连顽固的供应学派也勉强承认，总统的减税举措增加了数千亿的国债。 200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先生曾当着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面，作证支持减税政策。现在他改口说，他原本以为小布什在政府支出方面会有所克制。这真是个不切实际的期待。联邦支出在历届当代总统的任期内都只升不降，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时也不例外。 不管格林斯潘先生怎么辩解，批评家们也不相信他对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全无责任。此外，他的书还掀起了一场迟到已久的大辩论：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危机，到底该怎么补救。所有认真参与这场辩论的人都同意，不大幅提高联邦税收，什么战略也成不了事。共和党的主要总统候选人仍在呼吁进一步减税，故意忽视这场辩论。民主党的对手们则建议让小布什针对最高收入群体的减税政策早早消停。然而，光这么做还远远不够。 考虑到在选举年里主张增税带来的政治风险，许多人都担心这场危机得不到解决。可其实手边就有个极其简单的补救办法：用陡增式累进消费税代替现行的联邦所得税，美国不仅可以消除联邦赤字，刺激提高储蓄率，偿付宝贵的公共服务，减少外债——而且无需纳税人做出重大牺牲。 在这样一种税收制度下，人们需要呈报年收入和年储蓄额，就跟参加401(k)计划和其他退休方案时一样。家庭的年消费量为收入和储蓄之间的差额。这个数，减去一个标准起征点——比方说，四口之家的起征点是30 000美元——就得到家庭的应纳税消费额。起征的税率很低，就比如10%吧。这样的话，一个家庭，年收入50 000美元，储蓄5 000美元，那么应纳税消费额为15 000美元，只需缴纳1 500美元的税。而依照现行联邦所得税制度，该家庭每年要纳税3 000美元。 随着应纳税消费额的提高，额外消费的税率也随之上涨。按累进所得税，边际税率一旦提高到一定的极限，就不可能不威胁到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可使用累进消费税，较高的边际税率反而强化了这些动机。 试想有个年支出1 000万美元的家庭，正在考虑要不要再花200万美元给自家的豪宅修个翼楼。如果消费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00%，这个项目的成本就是400万美元。上缴税款可以帮联邦减少200万美元的赤字。如果该家庭觉得这笔钱太多，于是减少预算，只用100万美元来为房屋修建附加工程。那么，他们要付100万美元的税，并把省下来的200万美元存起来。联邦赤字减少了100万美元，而多出来的储蓄则可以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不管是哪种情况，国家都能收获好处，又无需富裕家庭做出什么真正的牺牲，因为要是所有人的房子都越修越大，最终结果只不过是重新定义“豪宅”的标准罢了。有了消费税，大多数邻居们都会缩减预算，在新翼楼上少花点儿钱。 累进消费税还将减少中产阶级家庭日增的经济压力。过去30年间，最高收入群体不光在收入上增长最快，享受的减税政策也极为优厚。他们的房子越修越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钱越来越多。这些豪宅改变了收入稍低者的参考坐标，令得后者也开始修建越来越大的房子。激增的支出影响了各收入层次的家庭。 举例来说，尽管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20多年来并没有太大增长，但在当今美国，中等档次的新住房面积一般超过700平，比1979年大了40%以上。问题倒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竞相攀比，恰恰相反，他们支出超过负担极限，往往是因为房子卖得贵的街区里学校也比较好。因此，一家人要是在房子上少花了钱，就必然要把孩子送到质量差的学校去。 有人担心税收制度不鼓励消费，可能会将经济带入衰退。但决定产出和就业率的是总支出，而不仅仅是消费。如果累进消费税得以分阶段引进，它的主要作用将是把国民支出从消费转向投资，带动生产力和收入的高速增长。 如果发生衰退，暂时降低消费税能比传统所得税暂时下调带来强得多的刺激。只有立刻把钱花掉，人们才能受益于消费税的暂时下调。而传统的所得税下调时，害怕因为衰退而丢掉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把省下来的所得税花出去。 回避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不是个好主意。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大多数选民又支持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预算缺口越来越大。每年向国外的借款——如今已超过8 000亿美元——有增无减，令得美元进一步贬值。个人储蓄率——过去两年均为负数——还将继续下跌，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 累进消费税或许是以可接受的政治成本逆转上述趋势的唯一可行之道。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可这一做法。1995年，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在最后一届任期内向参议院发起此一提案，并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梅尼西(Pete V.Domenici)的附议，后者将之称做“储蓄无限减免税”。简而言之，这种税并不是什么激进想法。 小布什针对全美最富裕家庭的减税政策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且并没有给富人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富人们争相花数百万美元给孩子开庆生会，无非是提高了所谓“特别时刻”的标准。倘若这些钱能用来修补老旧桥梁、检查进出港口的集装箱，即便单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讲，富人们的日子都将过得更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