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秘密——1

赫尔普曼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赫尔普曼教授是出生在前苏联的犹太人，后来到了以色列。他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渡过的，并于197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赫尔普曼先回以色列教书，199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至今。 赫尔普曼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克鲁格曼合作），《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和克鲁格曼合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和格罗斯曼合作），《特殊利益政治》（和格罗斯曼合作），《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和格罗斯曼合作）以及这本《经济增长的秘密》。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有著名的“三个man”，就是指克鲁格曼（Krugman），赫尔普曼（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这三个人风格迥异，克鲁格曼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格罗斯曼一方面关注基础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对诸如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产业外包等现实问题也饶有兴趣。赫尔普曼则更为谨严。课堂上讲课一板一眼，绝少有题外话。办公室里纤尘不染，连桌子上的工作论文都码得整整齐齐，绝不乱了秩序。他的学术研究文如其人，在方法的精妙和问题的创新方面国际经济学界向来不缺怪才，但是赫尔普曼所到过的领域，往往都深挖三尺，把前人混乱的研究成果整理得有条有理。比如贸易和政治的关系这一课题，从所谓的寻租理论、内生关税理论，学者的研究并不少，但是都停留在边缘的位置，思想深刻的理论往往缺少严密的模型，数理复杂的理论又失去了思想的趣味。直到赫尔普曼进入这一领域，以前那些片断才被整合成一个恢弘的体系。 《经济增长的秘密》是赫尔普曼教授2004年的新作。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作者所说的，从亚当·斯密时期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增长问题着迷，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为什么经济会出现持续的增长，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有的国家较慢甚至会停滞、倒退，经济学家仍然难以回答。对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秘密。 这本书侧重介绍的是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20多年的进展。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以及还需要再学习什么。此书的结构异常明晰。在第一章作者对经济增长的一些特征事实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介绍的是传统的索罗模型。索罗模型强调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但是作者在第三章提到的对经济增长来源的经验分析却揭示出，增长的来源主要来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非资本积累。正是对索罗模型的质疑和修正揭开了最近20年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革命的序幕。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赫尔普曼分别探讨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I”：innovation（创新，即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即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影响），inequality（不平等，即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institution（制度，即政治和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赫尔普曼首先介绍了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当经济学家关注增长的时候，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两个现象：第一，为什么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现在的人们大多已经把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视为天经地义的时期，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最近数个世纪才刚刚开始的新现象，在人类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在兴衰交替中轮回，甚至可能出现漫长的倒退。第二，为什么各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如此之大？仅仅从二战之后的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有的经济体如亚洲四小从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却被远远的拉在增长的列车后面，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反而在拉大。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最经典的增长理论是索罗模型。在索罗模型中，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所谓的资本包括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按照索罗模型的推理，长期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会逐渐趋同于技术进步的速度。索罗模型还指出，增长率会随着资本密集度而变化。当一国的资本密集度上升的时候，增长率会逐渐放慢，而当其资本密集度下降的时候，一国的增长率将逐渐上升。这意味着跑在前面的选手会逐渐慢下来，而拉在后面的选手会赶上来，最后所有的运动员同时到达终点！这就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说”。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我们并未看到这一趋势，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针对现实和理论之间的矛盾，很多学者试图增加其他的限制条件，以便使索罗模型的解释力提高。比如，索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到各国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这将导致各国有不同的长期的资本－劳动比率。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提出了“条件趋同”，就是说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索罗模型基本上还是站得住脚的。曼昆、威尔和罗默（Mankiw, Weil, and Romer，1992) 的研究就是遵循了这一思路，他们认为索罗模型的解释力还是很强的。赫尔普曼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相互作用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生产率，因此刺激了资本积累。如果没有注意到技术进步和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经济学家会错误的把资本积累当做经济增长的来源。 经济学家为了找出经济增长的来源，做了很多经验研究。这类文献被称为对经济增长的核算。索罗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先驱性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0%。光荣不应该归于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Jorgenson和Yip对多国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接近50%的日本产出增长以及超过40%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产出增长可归因于TFP增长，尽管这一估计低于索罗发现的80%，但是基本的结论仍然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带来了经济增长。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那么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应该是投入的积累，而应该关注技术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改变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方向。 第4章 创新 我们已经看到，各国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富裕国家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它们有较高的人均资本、有受过更多教育的工人以及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重要的是，一半以上的人均收入差别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同样的解释适用于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差别:一半以上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别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不同。探究经济增长的人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为了理解各国的增长，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是索洛最初的观点，也是他的信徒和批评者的观点。对国家财富做了里程碑式研究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技术主导作用的自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在电力、内燃机、电子、原子能和生物等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66，10）。大量的经济史学家也认为技术演变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在这些经济史学家中，突出的是兰德斯（Landes，1969）、罗森伯格（Rosen-berg，1982）和莫基尔（Mokyr，1990）。他们通过对技术变化的细致研究得出，不仅技术变化对于现代工业的形成不可缺少，而且技术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在长期内发挥着作用。跨越几十年的主要技术的开发和扩散的突出例子包括蒸汽机———它提供了可依赖的能量来源，以及发电机———它使得制造工厂通过使用电力实现灵活制造。经济史学家促使经济学家用长期的眼光看待经济增长过程，因为新技术影响的发挥需要很长时间。 尽管有起伏，但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越来越快了（参见图1—5）。作为索洛模型基石的要素积累不能解释这一长期趋势，因为索洛模型预测了下降的生产率。为了使增长率加速的证据与要素积累的证据相一致，技术必须不断提高，其速度足以克服积累降低生产率的影响。这种逻辑推理自然地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技术变化的速度随时间推移而加快?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技术变化。 第一次热潮 索洛1956年的研究带动了60年代的研究潮流，这些研究扩充和精细化了他的基本方法。但这些努力在70年代早期戛然而止。尽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阿罗（Arrow，1962a）的干中学模型，宇泽（Uzawa，1965）的人力资本驱动的生产率改进模型，谢尔（Shell，1967）的发明活动模型———但外生技术变化的理论在增长理论中仍占统治地位。当宏观经济学家投入对理性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时，他们对增长理论的兴趣慢慢减弱。采用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方法对商业周期的研究占据了中心舞台，对增长的研究则处于边缘状态。 但是，随后对增长理论的兴趣迅速恢复。被忽视了数年之后，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复兴气象。在这一时期，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写了两篇关键的论文。 罗默注意到，历史数据没有显示出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首先，世界经济领导者———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的证据描绘了上升而非下降的单位人时平均收入增长率。即，英国的增长快于荷兰，美国的增长快于英国。 ［1］ 其次，使用麦迪逊（1979）关于人均GDP增长率的数据，罗默计算出11个国家长达十年的年均增长率。然后他估计了每一个国家在随机选取的两个十年中，居后十年的增长率更高的概率较大。结果描绘在图4—1中，每一国家后十年的增长率超过早先十年的概率均超过50%，这意味着一国倾向于增长加快而非增长放缓。最后，他指出，自从1800年来，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在上升。 ［2］ 图4—1 居后十年的增长高于早先十年的概率，1700—1978年 资料来源:Romer（1986）. 经济增长的秘密 根据这些证据罗默得出结论，有着固定外生技术变化率的索洛类型的模型不足以解释长期经济趋势。随之，它建立了一个模型，强调知识积累的外部性。他认为，产出依赖于传统的投入要素，例如劳动和资本，但产出也依赖于一个经济的知识存量。随着商业企业投资于知识积累，知识存量随时间上升。每一企业有一个生产函数，在其生产函数中，产出依赖于企业的私有投入，包括企业的私有知识存量。产出也依赖于整个经济总的公共知识存量。因此每个企业有激励投资于私有知识。然而，不经意地，这种投资对总的公共知识存量做出了贡献。从而产生了外部性。 什么驱使罗默诉诸于外部性呢?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存在递增的规模收益，而每个企业仍为价格接受者，因为每个企业认识到在其直接控制下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因此，外部性的设定提供了一条捷径来处理规模经济而不需引入一个非竞争的市场结构。可把此设定当做最初由马歇尔（Marshall，1920）提出的静态外部经济的一个动态扩展。阿罗（1962a）在其干中学模型中使用了一个相似的扩展。区别在于，在罗默的框架中，外部性存在于知识中;而在阿罗的框架中，外部性存在于资本中。 积累私有知识的企业不经意地对总的公共知识存量做出了贡献。公共知识存量提高了每个企业的生产率。在此情形下，私有知识边际生产率递减使得所有企业的表现如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一样，即都是作为价格接受者，然而整体经济随着知识边际生产率上升呈现出规模经济。重要的是，不存在对总体知识的回报递减，增长率不是必然下降的;增长率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直到其最终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增长率，或者增长率能无限上升。 ［3］ 每一个此类模型与增长模式的一种变化相一致，包括数据所显示出的模式。 卢卡斯（1988）也诉诸于外部性。然而，与罗默（1986）不同，他所引入的外部性存在于人力资本中。在一项他所进行的研究中，总产出被假定为依赖于物质资本（即机器、设备和建筑），总的人力资 第4章 创 新 本（对技巧总和的度量）以及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物质资本和总的人力资本服从报酬递减，但是，整体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和总的人力资本混合对产出的影响被假定为越大。因此，外部性存在于平均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中。 个人被假定为努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上升是努力程度和已获得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函数。使用宇泽（1965）对此关系的设定，其中积累率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卢卡斯指出，这样一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超过技术进步率;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率依赖于其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特征，以及其生产人力资本的“技术”特征。 在另一个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模型中，卢卡斯考虑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一个部门的产出水平被假定为与部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并与此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成比例。然而，跟以前的模型不同，在此模型中，部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长被设定为部门专业化的干中学的结果。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被设定为与部门人力资本存量、部门雇佣劳动力二者之积成比例。在此情形下，即使没有技术变化，经济从长期来看也在增长，因为干中学变成增长的火车头。当商品彼此高度可替代时，有着最快学习速度的部门的重要性随时间推移而上升，直到它控制了整个经济。当商品彼此的可替代性很弱时，经济收敛于长期均衡，这时各部门的人力资本增长率相同。 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需要谨慎的解释。经验研究者通常使用基于学校受教育年限的人力资本度量。在此情形下，人均人力资本不能无限增长，因为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因此，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会是持久经济扩张的一个源泉。相反，许多理论模型，例如卢卡斯（1988）模型，把人力资本看做是对能够无限扩散的技能的度量。在此情形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作为经济持续长期增长的一个源泉。显然，对人力资本的选择性处理有着显著不同的含义。与此相关所引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是仅包含在人的身上，还是也包含在社会中，它如何不同于罗默的“知识存量”。我觉得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与“知识存量”的含义区别都未被清楚地阐明。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生产率加权的学校受教育年限为度量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一条自然的准绳。然而，如上所述，此类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能支持长期增长。尽管有此限制，研究者们仍不断发现，教育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作用。运用增长核算，戈尔丁和卡茨（Golding and Katz，2001）发现，在20世纪，约1/4的美国工人平均收入增长是由于教育的进步。 ［4］ 米奇（Mitch，2001）发现，19世纪晚期欧洲初等教育的普及对欧洲经济增长仅有微小贡献，而20世纪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产生了大的影响，尽管在欧洲和在美国的影响大小不同。最后，杨（1995）发现，学校教育年限的上升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对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时期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间模式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别时，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5］ 接下去要考察的问题是，人力资本是否存在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驱动的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要求存在这样的外部性。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含混不清。一方面，阿斯莫格鲁和安格瑞斯特（Acemoglu and Angrist，2001）在微观数据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外部性，科恩和索托（2001）在宏观数据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外部性。特别是，科恩和索托发现，从宏观数据估算出的投资于教育的回报率，与从微观数据工资方程中估算出的回报率大小相当。另一方面，莫瑞蒂（Moretti，2002）发现大学毕业生对其他工人的工资有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他发现，在劳动力队伍中大学毕业生占更大份额的美国城市中，相应工人的工资更高。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社会回报率高于私人回报率。 我认为这些发现———经济学家们还不能找出有力证据来说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仅是尝试性的。我极力主张的预先假设是，工人们互相学习，因此人们会预期，在有着受过较多教育的同事的环境中，一个工人的生产率会较高。一般来说，估计外部性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估计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克鲁格等（Krueger and Lindahl?2001）讨论了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由于上述原因，目前的证据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在知识的积累中存在外部性吗?阿罗（1962b）综合分析了对发明活动的资源配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罗默（1986）使讨论更加深入，他着重指出，不仅存在这样的外部性，而且它们是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阿罗提出的关键论据是信息，它不像普通商品，它能被个人和商业企业重复使用而没有被损耗，并且不能排除个人和商业企业使用公共信息。由此，新知识的利益不限于其最初的创造者:这样就产生了外部性。 ［6］ 研究和开发（R&D;）创造新知识。因此，如果知识的外部性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应该出现在研发活动中。确实有许多经验研究指出了研发活动外部性的存在。格里利谢斯（Griliches，1979）指出，战后时期的研发投资具有高回报率。首先，私人回报率是高的。在美国，经过细致研究，研发投资的私人回报率是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多。在其他国家，此比率甚至更高。 ［7］ 尽管差距的一部分也许反映了更高的投资风险所要求的补偿，但看起来似乎不是整个差距都可归因于补偿。其次，当考虑到同一部门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时，所估计的回报率会翻倍。而当考虑到利益从投资于研发的部门向技术上相关的部门扩散时，所估计的回报率会更高。 ［8］ 看来研发投资的社会回报率确实远高于私人回报率，明确地显示出存在外部性。此证据引致了“新”增长理论的第二次热潮，这次热潮强调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