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略论——10 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五常按﹕此文刊登后﹐本来天天有的建议约束人民币供应量的声浪一下子静寂下来。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代初期﹐北京公布的通胀数字常有变动。写本文时的九三年五月﹐中国的通胀率是远高于大家读到的百分之十四的。此文发表后个多月﹐朱镕基执掌人民银行﹐几年过去﹐朱老的政绩比我期望的好得多。我佩服这个人。人民银行于一九九五年转为一家正规的中央银行。） 不久前﹐中国内地公布近期的通胀数字达百分之十四以上﹐有急速上升的趋势。这应该不是新闻。一年以来﹐人民币对港币的市场币值下跌了百分之四十。春江水暖鸭先知﹐百分之十四的通胀率应该是低估了的。 中国发表通胀数字的那一天﹐《南华早报》的记者以电话找我访问。我见问题重要﹐就接受了。翌日该报简略地报道了我说的几个片段﹐看来很不起眼﹐但因为我的意见与众不同﹐引起不少外国传媒的兴趣﹐于是先后简短地回答了他们一些电话及电视的访问。其后我想﹐外国的传媒怎样说无关重要﹐重要的是香港和内地的朋友要知道基本的问题所在。 一般经济学者同意﹐通货膨胀是货币量增长过多的结果。经过了二十年的货币理论大辩论后﹐这个结论是一般性地被接受了的。但很不幸﹐中国的通胀问题却非货币量增长过多那么简单。其基本困难有三点﹕ 其一﹐在今天﹐中国还有不少企业是国营的。在某程度上﹐国家要对这些企业负责——负部分投资﹑欠债﹑支付等等之责。对于办得头头是道的国营企业﹐政府大可置之不理﹐但不事振作或长期亏损的就成为政府的负荷了。无论怎样说﹐国营企业从来没有可取的表现﹐而今天在私营企业大行其道﹑节节进迫的环境中﹐国营更显得手忙脚乱了。当然﹐有了私营企业的参与竞争﹐不少国营企业发愤图强﹐其中更有不少以股份制转为私营化的。但在这个从“国”转“私”的过渡期间﹐政府在某程度上还是要对国营企业负责的。 其二﹐也是在这过渡期中﹐中国的官商数之不尽。高官有权力﹐其子弟因而有向国营银行借钱的本领。我不反对官商的盛行﹐因为我认为这是经改期间无可避免的。几年前﹐我曾屡次建议﹐为了促进改革﹐中国政府应该给予他们“好处”﹐以资产换取他们的特权。近两年来﹐这样的财富大转移一日千里；我担心的是﹐今天看来﹐有大权的官商所得的“好处”似乎是无了期的。以适当的产权换取特权是正着﹐但特权必须跟着取缔﹐而政府只应以产权﹐而不是以借贷权来“交易”的。 其三﹐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人民银行。历久以来﹐这银行是一个“出粮”机构﹐或是一个支付机构﹐与我们所知的商业银行的性质大为不同。作为一个政府之支付机构﹐“行”在江湖﹐身不由己﹐国营企业的资金不足要支付；地方政府的经费不足要支付；高干或其子弟权大﹐有所要求﹐也是要应酬的——更何况国营银行的官员﹐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在上述的情况下﹐要控制货币量的增长率﹐或要控制“银根”﹐难乎其难也﹗就算国营银行的主事人深明货币之道﹐大公无私﹐他们也要逼着为责任而支付﹐为权力而“应酬”。 很明显﹐在类似上述的局限条件下﹐中国现在用的压制通胀办法不是控制“银根”﹐而是增加价格管制﹐或约束企业的投资及干部的消费。这是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举。一九八八至九○年间﹐他们用过这些办法了﹐一败涂地。前车应该是可鉴的吧。 中国的通胀问题不是因为有关的领导人不知道要控制货币的增长率﹐而是因为要控制也不能够。在今天经济开始欣欣向荣的情况下﹐他们应该知道﹕管制价格及消费﹐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取也。他们也应该知道再不能走回头路﹐而大事改革银行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治本办法﹐是只争朝夕的事﹐是识时务之举。 应该怎样做﹐中国的领导人是清楚明白的。且让我在这里替他们列下一个备忘录吧﹕ （一）将人民银行的总行改为中央银行﹐无权“应酬”﹐无权支付﹐只有权力控制“银根”。在有严谨可靠的统计数字下﹐货币量的增长每年不可超过百分之二十。（这个远比先进之邦为高的增长率﹐用之于大事改革的中国﹐是可以接受的。） （二）将所有人民银行的分行﹐及其它国营银行﹐改为商业银行——不妨向外资招标认购﹐赚取他们一大笔钱。 （三）加速国营企业的私营化﹐使这些企业及地方政府自负盈亏。 （四）从速改善按揭的法例﹐使商业银行能以按揭及投资的可行性作为借贷的准则﹐而不受权力借贷的干预。 （五）取消所有外汇管制﹐因为这管制一日存在﹐商业银行就会实行官商勾结了。 让我再说一次。控制通胀最可取的办法是控制“银根”——间接或直接地控制货币的?长率﹐但在目前中国的银行制度下﹐这点他们难以办到。 中央银行要不买账地﹑不支付地控制“银根”；其它银行商业化了﹐借贷就只能从资产的按揭及投资的可取性来决定。官员的权力不妨用产权“买”去﹐但买了之后﹐权力就应该注销。而最重要的是﹐产权可以借钱﹐但官权无论多大﹐是不应该用以借钱的。中国的银行制度一日不改变﹐以官权借钱或以国营企业要钱之事就无可避免。这样一来﹐中国就变得“世界轮流转”﹐时而“放”而通胀﹐时而“收”而不景﹐而在放﹑收﹑放﹑收之间﹐资源的浪费就惊人了。十四年来﹐中国在产权上的改革及市场的开放﹐使人刮目相看﹐也令我深感佩服。不幸的是﹐他们的银行制度没有跟着改革的潮流走﹐还是依然故我﹐是与改革了的其它制度脱了节的。很明显﹐这个银行制度是应该立刻瓦解而重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