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略论——8 中国的通货膨胀

8 中国的通货膨胀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今年九月十三日﹐我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私产化与特权利益的冲突——中国体制改革的经验》的文章（见九月十四日的《香港经济日报》与《文汇报》）﹐自己认为写得满意﹐事前曾把该文的英语原稿寄给弗里德曼。在目前中国经改的重要关头上﹐弗老不迟不早地要到中国去﹐不可能预先知道中国如火如荼的新发展﹐希望他能在行前细读我这篇文章﹐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作一点准备。 大致上﹐弗里德曼很喜欢我文内的分析﹐但关于结论中我对中国通胀的观点﹐他提出反对。我结论的那部分是这样写的﹕ “据报道说﹐中国人民币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长率。但这样的增长率﹐不应该是目前急速通胀的主要原因。中国有好几个地区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以往的自供自用的或以货换货的产品﹐今天已在市场以商品的形式成交了。这些发展﹐在官方发表的数字中是没有的。 “话虽如此﹐将人民币的增长率﹐控制在每年百分之十五左右﹐应该较为适当。但我认为中国的通胀还有如下的原因﹕在管制下﹐利率过低﹔政府压制大有起色的私营财务公司﹔大有名堂的外资银行也不准在中国执行银行本身的主要职务﹔国营企业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产品供应的增加不够弹性。” 弗里德曼所反对的当然不是以上引文的第二段﹐而是第一段开首的两句。我认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币增长率是不足以为忧﹐他却坚信这增长率与通胀恶化有决定性的关系﹐而这恶化会是中国经改的一个重要障碍。我当然同意货币的增长率对通胀有决定性﹐但弗老显然不明白我那简单的关于中国通胀的分析的含义﹐所以在中国的旅程中我们就反复地谈及这个问题。这样﹐到了南京时﹐我们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就有了一个共识﹐使我觉得我原文中上述那一段不需修改了﹐但补加一个详尽的脚注却是需要的。本文可算是那个脚注﹐其中有不少地方得自弗氏的启发。 什么是通货膨胀﹖ 一般人以为﹐通胀是指物价的广泛上升。这个概念不对。假若我们明天从床上起来﹐发觉所有物价﹑工资及自己所有的钱都上升了一倍﹐这不是通货膨胀。好比一夜之间政府将一元改做二元﹐是一还是二﹐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投资或消费行为﹐因此我们不会谋求什么对策。物价在数字上是上升了﹐货币量在数字上是增加了﹐但什么影响也没有﹐这不算是通胀。 通胀的定义﹐一定是基于一个有时间性的通胀率﹐每年﹑每月或每一段时期内一般物价上升的一个百分率﹐而这个百分率不是一次过就停顿下来的。因此﹐通胀的概念就包含着人们对通胀的预期。物价上升﹐若不引起人们对物价继续上升的预期而作任何应对的策略﹐对经济整体是没有影响的。通胀是因为人民的预期而促成﹐使物价的上升不仅是上升一次而止﹐而且由于人们谋求对策﹐促成了一个按时上升的通胀率。人们对通胀预期的形成不易﹐但形成了要他们改观——终止那预期——更难。终止通胀预期的唯一办法﹐就是压制货币的增长率﹐使人们入不敷支﹐受一点痛苦﹐不能不改变预期﹐因而改变超前消费的意向。 另一种的物价上升﹐也不算是通胀。那就是﹐物价在政府管制下﹐一旦放开了而上升﹐不是通胀。这是因为被管制的物价不是真正的物价。物价被管制在市价之下﹐求过于供﹐人们或要排队购物﹐或要用有价值的粮票﹐或要走后门﹑搞人事关系﹐又或者争先恐后﹐打得头破血流——这一切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是价格的一部分。解除了价格管制后﹐这些代价是不用付的。所以因为解除价格管制而导致的以金钱表达的物价上升﹐只是政府统计数字上的上升而并非真正的上升。很不幸﹐政府的统计数字可以误导民众。这样﹐由于解除价格管制而引起的假的物价上升﹐可能使民众认为通胀是真的那么厉害﹐增加了他们的通胀预期。 中国内地最近大幅度地放开了一些市场价格——这放开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并非真实的市场价格上升﹐占有今年上升较速的通胀率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了。 通货膨胀率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我们不容易估计﹐今年内地仅在八个月中就有百分之十九强的通胀率究竟是代表着什么。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这数字似乎是包括了由市场价格开放而引起的金钱表达的物价上升﹐但其实这一部分并非通胀。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单以近几年没有价格管制的物价来量度中国的通胀率﹐也会歪曲了中国通胀的真实性。 在这后者的问题上﹐我向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他很欣赏的观点。那就是以同样的足以引起通胀的货币增长率﹐假若一部分的物价是被管制的﹐另一部分是自由浮动的﹐那么浮动物价的通胀率肯定会高于所有物价都不管制的通胀率。这是因为在前者而言﹐货币增长的通胀压力﹐会集中到不受管制的物价那方面去。赵紫阳说中国的物价大约一半被管制﹐一半自由浮动﹔假若在比重上也是各占一半﹐那么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货币增长率﹐就会造成足以令人头痛的通胀。 弗里德曼不仅同意我这个分析﹐他跟着在两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个以气球为例的比喻﹕以管制一部分物价来压制通胀﹐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会像气球一样﹐当你将手紧捏着气球的一端﹐另一端就会特别地膨胀起来。 基于以上的原因﹐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被歪曲了的。另一方面﹐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能出错﹐低估了通胀率。这是因为这统计在目前还很不完善﹐而政府应该有低估通胀率的倾向。有了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实在难以肯定中国的真实通胀率究竟大概是多少。无论怎样说﹐以近来人民币对外汇的黑市汇率大幅度地贬值（目前与港币的黑市汇率﹐是一兑一）来衡量﹐中国近来的通胀加速是无可置疑的。 货币增长以外的两个通胀因素 通货膨胀永远都是货币增长率过高的后果。理论逻辑及事实的证据﹐不容许我们有其它结论。但在中国的情况来说﹐另有两个促使通胀恶化的因素。 其一﹐我以前提及过的﹕银行的利率被管制在通胀率之下。目前﹐除了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可另议外﹐每年七﹑八厘的存款及贷款利率﹐不及通胀率的三分之一﹗在这情况下﹐市民当然少作存款的打算﹐而有超前消费的意向﹔另一方面﹐有人事关系（有特权）而能向银行借到钱的﹐当然是借得愈多愈有利可图。一旦借到了钱﹐就必定迫不及待地购物或花掉了。这些行为﹐会增加货币的转动率（velocity）﹐因而使通胀率增加。 其二﹐中国的市民年多来接二连三的几次抢购风潮﹐可不是因为通胀或物价开放而直接引起的。主要的抢购原因﹐是在通胀加速及价格管制的情况下﹐风声鹤唳﹔而跟政府有关系的人士久不久就空穴来风﹐说什么外汇券要被取缔呀﹐人民币快要贬值呀﹐什么物价又快要增加呀等等﹐人们岂有不大炒特炒或抢购之理﹖这些或真或假的传言﹐也是引起通胀预期的一个因素。 解除价格管制是应该无声无息地一夜之间解除。物价上升了﹐使需求与供应均衡﹐哪会有人抢购﹖即使有些看不准的人还以为有利可图﹐以为物价开放后还可以炒——例如不久前的花雕酒——他们会因为市价后来的下降而受到惩罚。 控制货币的增长率需要其它改革协助 货币的增长率对通胀起决定性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不过﹐中国的情况与英﹑美﹑日及其它国家﹑地区不同﹐所以单是控制人民币的增长率而不作其它有关的制度上的改革﹐通胀虽然可以压制﹐但由于体制上的不协调﹐中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先举国营企业为例吧。这些企业是需要政府资助的。它们也受到政府的诸多管核。政府若让利息率自由浮动（或大幅度上升）﹐对通胀的控制当然大有帮助﹐但企业既然是国营的﹐要付高息的话﹐那就是要政府付高息﹐政府倘若不多贷一笔款项给企业来付利息﹐怎可以自圆其说﹖这也是说﹐国营企业若不私有化﹐要压制人民币的增长率﹐谈何容易﹖又或者﹐政府如要减少国营企业的投资（据说最近已决定减少百分之二十）﹐这准则又从何决定呢﹖有利可图的投资也要减少吗﹖那是为什么﹖强迫性的减少投资﹐使一些作好了计划的国营企业失了预算﹐入不敷支﹐怎么办﹖ 同样重要的﹐是国营企业的生产在弹性上容易降﹐难以升。产品有弹性的增加﹐是协助减低通胀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国营企业的不成气候﹐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从乐观那方面看﹐撇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中国要减低通胀率的话﹐比发达的国家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还大有可改进之处﹐使生产增加远为容易。解除了价格管制（如上文所说﹐这是金钱表达的价格上升﹐不是通胀）﹐加上将国营企业私有化﹐使生产的弹性增加﹐通胀的压制就远为容易了。中国内地目前所说的什么先压制通胀﹐跟着才慢慢地放开物价及改革国营企业的言论﹐是不明个中道理的。 再举银行的例子吧。中国内地现有的银行根本不推行银行应有的运作功能。更令人头痛的是﹐由于要维护本身的权力﹐政府不容许外来的或私营的银行在内地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这样做﹐对通胀的压制就有害无益了。若容许私营的银行自由决定利率﹐自由接受存款与选择认为可以贷款的机构﹐对通胀的压制一定大有好处。一方面﹐私营银行储蓄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会鼓励人们存款﹐减少超前消费的意向。另一方面﹐有利可图的生产机构不会借贷无门﹔这可使生产增加。二者都有助于减低通胀。 不过话得说回来﹐假若私营的银行真能立足而又不受到政府的诸多掣肘﹐国营的银行如不改革就非倒闭不可了。我以为中国的银行权威是明白这点的。所以归根究底﹐中国改革的困难还是在于特权分子要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我对弗里德曼说﹕“你的货币理论没有错﹐但中国的困难所在是特权反对私有化﹐单是控制货币的增长率﹐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压制通胀的。”这一点﹐他是同意的。但他没有想到﹐一些中国的执政者似乎是以通胀为借口﹐把价格及体制改革的步伐放慢了﹗特权要维护特权的利益﹐何患无辞呢﹖ 最后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不仅包括利率与汇率﹐也包括工资。放开物价而不解除工资的管制当然行不通。由金钱表达的物价上升﹐物质补贴要下降﹐工资自由浮动是唯一减少动乱可能性的办法。企业若坚持为国有﹐物价放开后的工资从何而定﹖其它国家的国营经验是工会林立﹐连手罢工的行为不胫而走。所以说来说去﹐将国营企业私有化是关键所在。 人民币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 前文提及﹐人民币的增长率﹐现在每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假若这个数字是对的话﹐那么今年的近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通胀率就不容易解释了。我可以肯定﹐在我到过的内地比较开放﹑私营企业比较盛行的地方﹐每年的实质收入增长率是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国的官方统计低估了近几年的国民收入﹐是无可置疑的。一方面﹐个体户盛行﹐而这些收入可观之家少报税﹐统计部门就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私营的零售业生意滔滔﹔其收入﹐官方的统计也是低估了的。 我向弗里德曼指出了这些足以炫耀但被低估了的进度﹐也指出有很多以前不在市场成交的产品﹐现在已成为商品﹐因此﹐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币增长率﹐怎能说是大幅度地过高呢﹖这问题使他感到困扰。一个可能是﹕发表的人民币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长率﹐是大大的低估了。他同意利率被管制而远低于通胀率之下﹐是促长通胀的一个原因。他也同意物价放开后的物价上升并不是通胀﹐因而通胀率是被高估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上文所提到的气球的例子﹐及官方的言论有意或无意间促长了通胀的预期。 更重要的﹐是根据弗里德曼多年来的研究﹐一个在发展中的落后国家﹐只要推行私产制﹐那么﹐货币的增长率﹐在发展中﹐可以比国民收入增长率高一倍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那是说﹐假若中国真的能大刀阔斧地改革体制﹐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币增长率绝不会是过高的。但弗老认为﹐中国人民对通胀的预期既然已成事实﹐立刻减低人民币的增长率﹐是必须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我没有异议。 结论 通货膨胀会妨碍中国的体制改革﹐是显而易见的。但先行控制货币的增长率来压制通胀而将其它改革押后﹐是劣着﹐会使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各方面的改革一定要并驾齐驱﹐愈快愈好。这些包括立刻放开所有市场价格与工资﹐尽快搞好产权结构﹐取消所有官方的垄断权利﹐让利率自由浮动及容许私营银行参与竞争。从乐观那方面看﹐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不困难﹐所以对通胀压制应该远比发达之邦容易。 中国的货币增长率﹐在目前是应该减低的。到了通胀得到控制而人民对通胀的预期有了改观时﹐货币的增长率可以增加至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倍﹐还可以接受。但这一定要有其它改革的协助。到了经济大有苗头时﹐再逐步把人民币的增长率减低。 向来宣称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倡导者﹐不应该以压制通胀为借口﹐把价格及体制的改革推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也不应该散播谣言﹐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有意或无意之间把人民对通胀的预期促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