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略论——2 外汇管制的谬误

2 外汇管制的谬误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谬误是要付代价的。概念或观点上的谬误﹐可能导致很大的代价。令人感叹的﹐是导致大代价的谬误﹐往往浅显之极。在中国﹐跟在其它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样﹐外汇管制是有着一些故老相传的肤浅谬误。 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因为这会引进黄金。但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要享受进口物品。贸易有盈余是出口总值比进口的大——外人享受自己产品的总值大过自己享受外人的产品——岂不是吃了亏﹖虽然盈余可以积蓄黄金﹐可为将来进口之用﹐但黄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在斯密（A. Smith， 1723-1790）后的百多年中﹐重商主义的观念就逐渐被识者遗弃了。 金本位瓦解的后果 二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以黄金为本位﹐因为很多国家的货币是用着金本位制。在这情况下﹐若黄金大量外流﹐对国家的货币制度会有不良影响﹐重商主义的观点驱之不去﹐不难明白。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凯恩斯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财经专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会﹐翌年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是间接地用金本位。不管什么形式﹐金本位只要存在﹐外贸盈余的争取总有点道理。有些国家﹐因为自己的中央银行滥印钞票﹐搞起通胀﹐黄金外流。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少落后国家因为黄金外流而实施外汇管制。落后国家之所以继续落后﹐这管制是一个原因。 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终于经不起压力而瓦解。因为金本位被废除了﹐更多国家的政府难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货币量﹐引起了十多年的举世通胀。这趋势近几年有好转﹐虽然这好转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来安定物价﹐有好处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价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黄金外流﹐外汇管制的机会就增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引起港元汇价的大幅度波动﹐于今思之﹐犹有余悸。香港政府最后采用的“联系汇率”﹐其实是以美元代黄金﹐将钞票以美元为本位（七二年之前港钞以英镑为本位）。这制度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让港币的供应在固定了的汇率下﹐按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增减而自动减增。可行﹐外汇管制是用不着的。 自《布雷顿森林协议》瓦解后﹐间接的金本位不再存在﹔没有了黄金外流的恐惧﹐外汇管制就少了一个大压力。有些以前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就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减少了管制﹐也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地方（如台湾）﹐因为官僚贪污﹐管制虽然减少了﹐仍具规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贪污无日无之﹐外汇管制驱之不去。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因为贪污而增加了顽固性。 在评论中国的“一国二币”的文章内﹐我指出要保存现有的二币制度﹐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不谈贪污﹐一国二币的制度也会加强外汇管制的顽固性。表面看是要外来客付较高价﹐多赚一些外汇﹐但效果却是引狼入室。外汇管制所带来的不良经济效果﹐罄竹难书﹐这里不详述。我们要问﹐除了利便贪污﹐除了一国二币有大可怀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汇管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答案是﹐半点好处也没有﹗有的是一些肤浅的谬误。 汇管不能提升币值 有人认为如果中国一旦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市值会大幅下降﹐对国家的面子有损害。但几个月前黑市汇率是一百港元换四十五人民币﹐几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几个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说﹐我又有一个“张氏定律”﹕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公价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后几个月的转变﹐不幸被我言中。 三年前﹐弗里德曼访问中国之后﹐我去信向他请教了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问﹕“根据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的市价会比黑市价高﹐但这显然是跟书本的论点不同﹐为什么呢﹖”他回信说﹕“这是因为在公价汇率下﹐中国仍有很多物品是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这些物品所含意着的高值汇率就会生效。”名家之见﹐果然不凡。 有人认为外汇管制可以协助政府积蓄外汇。姑勿论这积蓄是否明智﹐可肯定的﹐是若要积蓄﹐比外汇管制好的办法多得很。我们没有见过有人跑到银行里说﹕“请你们禁止我提款﹐因为我会因而增加积蓄。” 另一个谬误﹐是认为外汇管制可以约束进口消费﹐因而鼓励国内的工业发展﹐或减少中国对外国的依赖。这些观点﹐不仅违反了经济规律﹐不明智﹐而就算要达到这些目的﹐直接以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比外汇管制高明。 最无稽的谬误﹐莫如认为在外汇管?下﹐人民币的价值会较高﹐因而表达了经济的强盛（一说人民币比台币值钱﹐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比台湾的好﹗）。姑勿论目前黑市汇率的尴尬情况﹐若中国真的要加强人民币的币值﹐将现在的一百元改为一元﹐还不容易吗﹖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汇管制来阻止黄金外流﹐虽是下策﹐但为了要“安定”币值﹐下策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中央银行自行约束货币量﹐是唯一可取的安定币值的办法。外汇管制要来做什么呢﹖除了利便贪污及以一国二币来推行价格分歧﹐我想不到外汇管制有强可成理的用途。说是要使外商付较高的物价﹐也是错得离谱。人民币的公价高﹑市价低﹐外商逼着以外币议价﹐利益何在﹖若要收高价﹐直接提升物价简单得多。 汇管不能减少外贸赤字 在五花八门的谬误中﹐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是外汇管制可以减少外贸赤字﹐因而给社会带来利益。问题是﹐没有外资进口﹐外贸怎可以有赤字呢﹖贸易赤字是因进口大过出口而起的﹐但若要进口﹐就非有出口不可。没有管制﹐不谈资金流动﹐赤字何来﹖正如在香港做生意﹐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持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持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持久地大过他的生产贡献——何乐不为﹖赤字何害之有﹖对外贸易不是政府财政﹐可以持久地赊借度日﹐先花未来钱。 假若我们考虑到资金的进出口﹐情况就不同了。举一个例。近几年来美元在国际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国的外贸赤字激增。这庞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间美国有庞大的外资进口﹐在高息下﹐在美国存款﹑买股票或债券。里根总统幕下的经济谋士担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资进口﹐而是这些进了口的外资﹐大部分不是投资在地产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赚取利息的财务投资。他们担心的重点﹐是这些外资可以急去。这些极易流动的外资一旦大量撤离﹐怎么办呢﹖ 汇管阻吓外资进口 资金的进口﹐可以支持外贸赤字。除此之外﹐贸易赤字难以产生。中国若解除外汇管制﹐取缔一国二币﹐让汇率自由浮动﹐情况会怎样呢﹖答案是﹐人民币会有一次贬值（其下跌幅度会比黑市汇率小）﹐其后中国政府若能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更大的贬值不会再发生。外贸是否会有大赤字﹐则要看外资的进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管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明显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投资在中国财务上赚取利息的人﹐显然不多。争取这种外资﹐一个经济发展得有成就的国家才能做到﹐何况在有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进了口的外资不一定能出口﹐有谁会对中国打主意﹖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百废待举﹐只要市场继续开放﹐利润比外地高﹐投资到中国设工厂或建酒店﹐虽有风险﹐也有所值。中国的执政者显然欢迎这种投资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起码还有五个困难。 第一﹐外汇管制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一点﹐任何到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 第二﹐中国的执政者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对市场运作的功能知得少。他们一方面谈合理价格﹐另一方面谈合理利润。他们认为外资到中国﹐能赚到与利息相若的利润﹐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们忘记了做生意是很容易亏大本的。说相等于利息的利润“合理”﹐是指在竞争下的平均利润。生意既然可以亏大本﹐要引进外资﹐就必须给投资者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坚持“合理”利润﹐还有什么投资者会冒风险去下注﹖ 第三﹐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欢迎外资﹐另一方面却反对外贸赤字﹗这是说不通的。在一般情况下﹐若资金是进口大过出口﹐外贸赤字就会产生。当然﹐中国政府跟一般自由市场的政府不同﹐喜欢由政府本身积蓄外汇。但积蓄了的钱还是要用的。有钱而不用﹐要钱来做什么﹖花钱不仅是为消费﹐也可以是为生产赚钱。换言之﹐要大量引进外资﹐外贸的赤字就不应反对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国﹐权利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楚。别的不谈﹐单是因为权利不清而引起的庞大交易费用﹐就足以使外资却步。在商讨投资时要跟谁谈判﹐要由谁批准﹐以及其它因为权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种疑问﹐曾与中国洽商投资的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最后一个引进外资的困难﹐是中国不肯将土地出售。禁止将“国土”出让给外籍人士﹐也是基于一些故老相传的土地谬误﹐将来有机会我会再向读者解释。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禁止土地出让或长期租出﹐会迫使外商跟中国合资或合作。然而﹐在投资上﹐合不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有权不合作（独资）是可以减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为。因此﹐不仅被迫与国家政府合作是一个投资的大障碍﹐就是被迫与其它私人合作也有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在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的制度下﹐外汇管制没有任何说得通的经济理由。中国目前的“一国二币”制度是一个特别的支持外汇管制的因素。我曾指出﹐以“二币一价”的办法来施行价格分歧﹐所获甚少而代价甚大。难道中国的命运﹐真的要被某些故老相传但极为肤浅的谬误连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