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种商品分离出来,对它的理想市场进行详述,以此作为对市场正式研究的开端,是很有帮助的。让我们将这种商品用X来表示。为了更加具体,我们还假设X是一种非耐用的消费品,用于当期消费。由于我们是在对理想市场进行研究,我假设X是一种私人品,这意味着并没有外部性与它的消费和生产相联系。为了方便起见,我也会用X来指代它的数量。 想象一下,存在很多家企业有潜力能够提供商品X,也有很多家庭是商品X的潜在消费者。这些企业是由家庭所有的。提到商品X的一个市场,我们指的是商品X的一个交易场所。企业将它们的商品X拿到市场上出售,而家庭也会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X。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各个市场是互相联系的(如果咖啡的价格上升,对茶叶的需求也会预期上升),我们只有在(i)用于生产商品X的资源比起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资源要小得多,以及(ii)用来购买商品X的支出只占一个家庭预算的一小部分时,才有理由将商品X拿出来单独研究其市场。我们这里同时做出以上两个假设,并继续假设,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都是在它们自己的市场上进行的。假设(i) 和假设(ii)意味着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基本不受商品X的市场上所发生的情况的影响。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将该经济体中其余的商品和服务以它们本身的价格进行估价,并将其加总,来创建一个用于对商品X进行定价的综合指数。我们将这个指数称为财富,以美元(当然还可以是别的)来表示。在经济学的语言中,财富是我们的计价单位。商品X的购买和出售是以商品X的市场中所报的价格进行的。 毫无疑问,你已经注意到我在这里运用的推理有循环论证之嫌。在对商品X的市场进行分析之前,先假设商品X的生产和消费在整个经济体的资源和每个家庭的预算之中分别仅仅占据一小部分——我们如何来证明这一做法是有理有据的呢?不过,到目前为止,你也许已经应该对经济学中的循环论证(第二章)有所适应了吧。我们前面所做的讨论已经证明了,这是一种强大的分析手段。这里我们由假设(i) 和(ii)开始。如果我们现在要在实证上揭示,这两个假设在商品X的市场的一个均衡点(接下来会给出定义)附近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分析的基础就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了。 在一个理想市场中,家庭和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位拍卖师喊出商品X的价格,而企业和家庭则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分别做出各自的决策。每个家庭购买商品X和每个企业销售商品X的数量,都被假定和商品X的质量一样,是可认定的。付款过程是由外部机构(政府)来加以强制执行的。人们既不会偷走商品X,也不会在商品X的付款问题上赖账。如果他们试图做任何一样,他们就会被强制执行者捉住并受到惩罚(第二章)。 假设商品X的价格是P。当提到某个家庭对商品X的需求时,我们指的是在价格P下,它所愿意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如果一个家庭购买每一单位商品X的意愿随着它所购买的该商品单位数量的增加而降低,那么它会一直需求商品X,直到它愿意为一个边际单位的商品X付出等于P的价格为止。(如果它需求更多,这个家庭就要为需求的最后一单位商品付出比它愿意支付的价格更高的价格,这意味着该家庭会减少需求;反之,如果它需求更少,这个家庭就要为需求的最后一单位商品付出比它愿意支付的价格更低的价格,这意味着该家庭会需求更多。)由于商品X是一种私人品,在价格P下对商品X的市场需求就是在价格P下各个家庭需求的加总。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如果P“太高”,那么市场需求就会“很低”;如果它“太低”,那么市场需求就会“很高”。这个特点使得市场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根据假设画成图8中的DD’。对商品X的市场需求以横轴测量,而价格P则以纵轴测量。 图8 需求和供给曲线(横轴是数量(X),纵轴是价格(P))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各家企业拥有生产X的不同技术。我们假设,所有的技术在生产上都会显示报酬递减。我的意思是,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每生产一额外单位的商品X,成本就会提高(这一成本是根据生产商品X所必需的投入物的流行价格计算出来的)。由于企业是家庭所有的,因此每家企业的目标就是在商品X的市场上,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提到在价格P下,某企业对商品X的供给,我们指的是,该企业愿意在价格P下销售的数量。一个企业将会一直生产,直到生产最后一单位商品时所发生的成本——它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P。(如果该企业生产更多的话,它将会在最后生产的一个单位上遭受损失,这意味着它应当减少生产;反之,如果它生产得较少,则可以通过增加一点生产来提高利润。)简言之,每个企业都会计划生产到当它的边际成本等于P的那一点为止。在价格P下,商品X的市场供给是经济体中所有企业愿意提供的商品X的数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如果P“太高”,那么市场供给就会“很高”;如果它“太低”,那么市场供给就会“很低”。这个特点使得市场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根据假设画成图8中的SS’。对商品X的市场供给以横轴测量,而价格P则以纵轴测量。 图8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创造,它将大概是经济学全部范畴中最著名的两条曲线结合在了一起: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这两条曲线在唯一的一点相交(XE单位的商品,位于价格PE),这一点是商品X的市场中的均衡点。它之所以是均衡点,是因为在PE 这一点,市场需求等于市场供给,这意味着商品X的市场已经达到出清状态。经济学家们经常把“竞争性的”这个形容词加在“均衡”这个词前面,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研究的这个市场涉及很多企业,它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说,PE支持了商品X的市场中的竞争均衡。 请注意,竞争均衡的概念与我们前面所研究的社区中的均衡概念,是何其相似。在PE点,那些愿意在商品X的市场中作为积极参与者——无论是供给者还是购买者——的人们发现,他们的意愿可以得到实现。那些在这一价格下,选择不去进入该市场的人们发现,他们不入市的选择是正确的:市场在PE价格下出清,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这些家庭和企业而言,PE使一系列先前的预期得以实现。同时请注意,这些家庭和企业只需要很少的信息,就可以有效地加入到商品X的市场。每个家庭只需要了解在价格P下,它自己的“心愿”(它情愿为该商品付出的价格)就可以了。它并不需要了解其他家庭,也无须了解企业所面对的成本状况。相似地,每家企业只需了解它所拥有的技术、它在生产中为投入所付出的价格,以及商品X的价格。它并不需要了解各个家庭的支付意愿,也不需要了解竞争企业的技术。均衡价格PE对商品X以及生产X所必需的资源的配置起到了协调作用。PE是商品X的市场的一个必然存在的特征。 我刚刚描述的这个市场,从什么意义上而言是“理想的”呢?它之所以是理想的,是因为均衡供给和均衡需求是由规划者(或管理者)选择的,该规划者的目标是,通过使所有家庭共同的财富最大化来扩大它们的利益,而他正是靠命令每个企业生产多少商品X,每个家庭消费多少商品X,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这个论证需要一点耐心,但还是值得反复演练的。让我们先来假设,该管理者提出的是这样一个计划:这里两个企业(1和2)的边际生产成本不同,假定企业1的边际成本超过了企业2。管理计划中一个细小的变化就能够使得总财富增加:减少企业1一个单位的产出,同时增加企业2一个单位的产出。总产出将会保持不变,但它将被更加廉价地生产出来,这样就增加了家庭的总财富。因此,管理者的最优计划——我们把它称作有效计划——将会包括,受令来生产商品X的所有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都要相等。 下面转向家庭,让我们假设管理者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个计划:两个家庭(1和2)为购买一边际单位的X而进行支付的意愿是不相同的。想象一下,家庭1为消费一边际单位的X而进行支付的意愿大于家庭2。管理者计划中一个细小的变化就能够使得总财富增加:减少家庭2一个单位的消费,而增加家庭1一个单位的消费。这次重新分配,并不会涉及额外的资源,但各家庭的总财富将会增加,因为家庭的支付意愿是以其财富来衡量的。因此,我们已经证明了,这项有效计划将会包括,所有家庭为X而进行支付的边际意愿是相等的。一个相似的论断将会证明,该有效计划也有这样的属性:每个家庭的边际支付意愿与每家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相等。但是,这个管理者愿意确信,所生产的总数量和所消费的总数量相等。(如果总生产超过总消费,那么财富就会被浪费;如果总生产低于总消费,那么这个计划者的所有目的都不会达到。)很容易确认,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计划满足上面所有的需求。 下面让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支付意愿都等于P。该管理者就有可能通过将X的价格设定为P,并要求各个家庭和企业以P为基础实行交易的方法,来实施这项有效计划,这个P当然就是图8中的PE。这样,这个证明就完成了。 我刚才在这里所描述的虽然高度抽象,但却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经济学家们之间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的基础:究竟是让市场自由调节,还是采用中央计划。中央计划制度的拥护者——如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提出:一个明智的计划者应当协助实现市场的一切优点,同时避免现实市场的缺陷,例如不完全竞争。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就是与兰格和勒纳的观点有密切关系的。另一方面,市场的拥护者——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则提出,所获得结果的相等性并不能说明两个系统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所需要的信息量的相等性。冯-哈耶克观察到,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中央计划者的觉悟无异于神。如果一个中央计划者要使有效率的结果得以实现,他或她就要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曲线和每个企业的供给曲线。这可是相当大的信息量。这个计划者如何才能得到它们?也许要通过有礼貌地向家庭和企业派发调查问卷的方式。但回答者为什么要就他们自己以及自己的情况,对你说实话呢?即使设计出了天衣无缝的方法来获取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校正和传播还是有成本的。而市场在信息的使用方面,还是非常“节省”的。 然而也有人会提出,计划者的任务并不是要去模仿市场,而是要去选择政策工具(例如税收和补贴),这些政策工具比起一个全知全觉的人,所需要的信息量要少得多。计划者们即使仅仅依靠有限的信息,也可以创造出比毫无调控的市场更好的经济形势(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