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济学——社会性影响行为

德丝塔所在世界的生育率（TFR），高达贝基所在世界的两倍多（表1）。如此巨大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呢？ 在第六章中，我们会探究诸如此类的因素：父母在抚养小孩的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家庭在获得现代生育技术和健康保障方面的相对难易程度。这里我们将社会性影响行为作为一个可能的因素来重点说明。遵从性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提到遵从性，我指的是模仿性行为或群体行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倘若家庭所归属的群体中的平均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则每个家庭最期望的人口数量就越多的话，那么生育行为就是遵从性的。 在图6中，我画出了一条假想的曲线AB，它反映了家庭的平均期望生育率（Y）对该社区的生育率（X）的依赖程度。它是向上倾斜的，因此反映出了遵从性的行为。我所画出的曲线AB与45度线在X的3个取值位置（2、4、7）相交。这个假想的社区将在每一个交叉点上达到生育均衡：只要该社区的生育率为7，那么家庭所期望的平均生育率也是7，但如果X是2的话，家庭的平均期望值也将是2。因此，遵从行为可以用来解释多重生育均衡存在的原因。这意味着，这些彼此隔绝的社区，虽然在其他条件上几乎一模一样，其行为却有可能完全不同。在我们的例子中，可能出现的是：一些社区的生育率是2，但另一些社区的却可能是7。（生育率为4时也达到了生育均衡，但它并不稳定，这意味着，如果某个社区的生育率与4稍有偏差的话，它会向更远离4的方向偏移。） 图6 家庭的平均期望生育率和社区的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横轴是社区的生育率，纵轴是家庭的平均期望生育率） 人们往往会与多个群体产生认同。我们的饮食习惯常常是从父母那里获得，我们的工作习惯被我们同行业的人们影响，我们的休闲习惯则受到同一阶层人们的左右，而我们的生育目标则取决于我们的宗教信仰或民族背景。我们有可能是出于在乎我们的地位，才采取遵从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恰恰显示了我们愿意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无论这种遵从行为的基础是什么，鼓励高生育率的习俗的确存在，没有家庭愿意单方面地破坏这种习俗。这些习惯做法也许在过去是有理由的。当时死亡率很高，农村人口密度很低，外来入侵导致群体灭亡的威胁严重，而人口流动又受到限制。但是，即使当这些习俗最原本的目的已经消失，它们也可能会继续存在，特别是当人们需要观望别人的所作所为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决策的时候。 如果各个家庭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决策时所参照的群体发生了变化，遵从性的行为就会随时间而变化。即使是在同一个群体中，也有那些尝试冒险、采取不合群行为的家庭。它们是传统的颠覆者，常常起到带头作用。人口学家们注意到，受过教育的妇女们经常带头倡导减小家庭规模。中产阶级的行为也可以是变化的导火索。另一个可能更强的途径，则是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因特网通过传播其他地区生活方式的信息而施加的压力。换句话说，媒体可以使得遵从行为的基础越来越由本地社区向更大范围的人群变化：所参照的群体扩大了。如果与地理位置较远的人群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遵从性，甚至会被错误地当成是个人主义的抬头。我们现在开始接触到一个叫作人口转变的理论。我们说的人口转变指的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期间内，生育率由高位向相对低位迅速下降。近些年来，人口转变的迹象甚至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地区出现，那里的生育率由7到8之间降低至4到5之间。但在这个大洲，有部分地区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在接近8的位置。 苏珊-科茨-沃特金斯在她关于西欧地区1870年到1960年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研究中发现：在婚内生育率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大规模下降之前的1870年，各个国家之间的人口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各省（郡、县）之间的生育率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即使省内的差别很小。每个国家中都有地域性的聚集群体存在，这说明了当地社区对行为影响的重要程度。但到了1960年，国家内的区别就没有1870年时那么大了。沃特金斯将这种行为上的分歧归结于，这90年中全国性政府所能影响的地理范围扩大了。全国性统一的推广可能是生育模式扩散的媒介。 时尚和狂热则是更为昙花一现的群体行为的表现形式。设想一下，所有人都能够在两种行为P和Q之间做出选择。假设每个人的内在偏好都是P，但这群人同时也喜欢遵从。将此用模型来表示就是：假设，如果选择Q的人预期所占比例小于65%，那么每个人都会选择P而非Q；但如果选择Q的人预期所占比例超过65%，那么每个人都会选择Q而非P。65%这个比例就是所谓的临界规模。（数学家们会将这个临界规模称为分界线。）再一次，简单的群体行为将会使得所有人都采用Q，尽管也可能出现所有人选择P的结果。有一种动态模型和我刚刚为了描述人口行为转变而讲的这种情形十分相似，它说明了时尚和狂热能够在事先没有太多迹象的情况下消失。 竞争性（“就要比你强”）也可以导致社会性影响行为。德丝塔世界的人们参加的被请求说出“比起过去，你是否更加幸福”的调查再次证明了，对于赤贫者来说收入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收入的上升，平均幸福感也在增加。但类似的调查发现，对于那些不仅拥有基本生活必需品，还有大量别的东西的人们来说，收入并不会使他们的幸福感增加。在贝基的世界中，那些相对贫穷的人们的幸福感自然要低些；但即使在这些样本所覆盖的时间段中出现经济增长，他们宣称的幸福感的分布也几乎保持不变。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收入水平相当高的时候，一个人的幸福感，是由他的收入在其参考群体的平均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位置所影响的。当这样的一种竞争激励存在时，接下来发生的将是“老鼠赛跑”式的事业竞争，这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这种多重均衡是有关收入增长率的多重均衡。在每个均衡中，人们在平均水平上变得更加富有，并消费更多的产品，但却并没有感觉到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