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济学——共同的强制执行

尽管德丝塔的国家也有合同法，但她的家庭却不能指望它。最近的法庭都遥不可及，附近也没有律师。因为交通运输费用十分昂贵，她的村子就像一块与世隔绝的飞地。这里的经济生活超出了正式的法律体系所控制的范围。然而，德丝塔的父母依然在与别人进行交易。为葬礼进行储蓄就相当于说“我接受社区保险计划的条款和条件”。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并没有正规的信贷市场，村民们以一种互惠的方式来达到平衡消费的目的。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尼日利亚的一组村落样本中，几乎所有的信贷交易都是在亲戚之间，或是在同村的家庭之间进行的。没有书面合同，还贷的日期和金额也并未在协议中明确。社会准则被默认地遵守了。这些贷款中只有不到10%没有清欠完毕。 为什么这些村民会彼此信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协议是被共同强制执行的：来自社区成员们的、“要严厉制裁那些协议违反者”的威胁，将会对每个人起到震慑作用，这样他们就不会违反协议了。这是在贫穷世界中进行交易的共同基础。例如，在尼日利亚科夫亚地区的农民当中，农田是私有化的，但一旦庄稼被收割完毕，人们可以获准在这里自由地放牧。像德丝塔的家庭一样，科夫亚地区的家庭也在致力于生存农业，因此劳动者并不会被给付工资。然而，与德丝塔的家庭不同的是，科夫亚人制定了在私田上的集体劳动制度。虽然其中的一部分是以8至10人的小组形式组织起来的，但也存在全社区性的集体劳动。一个没有正当理由而无法提供所需劳动定额的家庭，将会被要求缴纳罚款（这里的罚款是成罐的啤酒）。如果罚款没有缴清，这个有过失的家庭就会受到禁止参加集体劳动甚至被驱逐的惩罚。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下，巴西北部的沿海村庄中也有用来保护渔业的规章制度。违反规章的行为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包括受到孤立、渔具被破坏等等。 共同的强制执行是如何使协议得以维持的呢？我们大可以说是因为机会主义者会被加以制裁，但为什么这种威胁值得相信呢？如果制裁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个方面，它就是值得相信的。为了看看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假设一下：在当前，所有各方都能够观察到每一方究竟是否恪守协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假设，但就“可认定性”来说，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起点。一旦我们从这里得出结论，我们便能够推知在这个假设连不严格成立都算不上的情况下，这些社区是如何对其制度做出调整的。任何曾经造访过贫穷国家的村庄的人都会知道，在这里，隐私根本算不上一种基本权利。在我所走访过的热带村落中，农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造和聚集起来的：人们想要阻止别人观察到自己在做什么，那一定很困难。 说到社会规范时，我们指的是一种为人所接受的行为规则。行为规则一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做Y事，我就会去做X事”；“如果Q事发生，我就会去做P事”等等。一种行为规则要成为社会规范，就需要在所有其他人都依据它行事的前提下，依据它行事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规则符合纳什均衡的条件。为了看看社会规范是如何起作用的，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数字案例，来研究一下在长期关系基础上的合作是否能够在A（现在我们将其称为雇主）和B（现在我们将其称为雇工）之间保持下去。 想象一下，在A和B之间发生交易的机会被预期正在不断上升，例如，逐年上升。假设B在生产她的产品上花费的时间不超过一年。用t来表示时间。那么t的值就是0,1,2，……依此类推，直到无穷。0代表当前年份，1代表下一年份，2则代表再下一年份，依此类推，直到无穷。虽然在未来年份中，通过合作所获得的收益对于A和B双方来说都很重要，但这些通常会低于当前收益的重要性。毕竟，一方在未来不复存在，以致合作无法继续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事情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A不再拥有对其资本流动的控制。为了将这个想法公式化，我们引入一个正数r，用它来衡量每一方对未来合作收益的贴现率。（我们将在本案例中了解到，B的贴现率是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但为了阐述上的方便，我在这里假设双方对未来成本和收益的贴现率都是r。）这种假设是说，在对当前年份（t=0）进行计算时，每方都会用一个除数(1+ r) t（这一项代表(1+r)自乘t次）来除他/她在未来年份t中所获得的收益。因此，如果r是一个正数，则对于所有未来年份t而言，（1+r）t大于1；而且，由于在当前年份做出计算时，第t年所获得的收益要被（1+r）t除，因此在目前看来，这些收益的重要性每年会以固定百分比r“缩水”。r的值越小，在未来年份合作所获收益的重要性就越大。我们现在就来证明，在r值很小的前提下，双方将会在大体上成功地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每年A给B 4000美元，将B所生产的产品以8000美元的价格出售后，再付给B 3000美元。关于长期合作关系的正式理论?由数学家罗伯特-奥曼和劳埃德-夏普利所提出，再由朱-弗登伯格、埃里克-马斯金、艾瑞尔-鲁宾斯坦等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我在这里所展示的是该理论如何起作用的一个例证。 来考虑一下A有可能采取的以下行为准则：(i)以将4000美元预支给B为开端；(ii)如果B在当年生产出了产品，就将产品出售；(iii)根据协议，分享成果；(iv) 只要双方都不违反协议，就每年一直这样进行下去；但是(v) 如果出现任一方首次违反协议，就永久性地中止合作关系。类似地，考虑一下B有可能采取的以下行为准则：只要双方都不违反协议，就诚心诚意地为A工作；但一旦任一方首次违反协议，就永远不再为他工作。 这两种行为准则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以合作为开始，并且在没有任一方背信食言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合作，但只要有任一方首次违反协议，就将永久性地停止合作。在这里，停止合作就是制裁的方式。博弈论学家将这种最无情的准则称为“冷酷策略”，或简称冷酷。我们接下来将证明，在r的值不是很大的前提下，冷酷策略能够维持这种长期合作关系。 首先来考虑一下B。假设A采取了冷酷策略，而B也相信他的确这样做了。在第0年的年初，他将自己的资产转给B。B的最佳行动方案很明显：遵守协议。这是因为，假设她违反了协议，那么她将失去1000美元（用她的3000美元的收益分享减去她通过在家自产产品能挣到的2000美元），而且在未来的任何年份中得不到任何收入（回忆一下，A采取了冷酷策略）。这意味着，如果A已经采取了冷酷策略的话，那么无论B的贴现率是多大，她除了采取冷酷策略外别无它途。 而更有难度的推理却在A这一边：假设B采取了冷酷策略，而A也相信她的确这样做了。如果他将流动资本预支给她，她就会在第0年诚心诚意地为他工作。现在A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如果他违反协议，他会获得4000美元的利润（用8000美元减去他可以通过其资本挣到的4000美元——即使他并没有与B展开合作）。但既然他已经相信B采取了冷酷策略，他也必须相信，B将以不再为他工作的方式来回击他。因此，抵消了1年内的收入4000美元之后，净损失是1000美元（这是他所放弃的本该来自合作关系中的利润）。这一损失在第0年度计算的话，是（1000/(1+r)+ 1000/(1+r)2 +1000/(1+r)3 +…）美元，可以证明它的值是1000/r美元。如果1000/r美元大于4000美元，那么要是违反协议的话，就不符合A的利益了；这意味着，他除了自己也采取冷酷策略以外，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但是，当且仅当r小于1/4或25%（每年）时，1000/r美元都会大于4000美元。这样一来，我们就证明了：当r小于25%时，如果另一方采取冷酷策略，那么对于每一方来说，采取冷酷策略都是最有利的。但如果双方同时采取冷酷策略，每一方都不会首次违反协议，这就暗示这个协议会一直被遵守下去。这样一来，我们就证明了：冷酷策略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来维持雇主（A）和雇工（B）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经济学家们在社会交易中发现了冷酷策略存在的证据，但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会在人们能够接触正规市场的前提下起作用。然而，在德丝塔的世界中，冷酷策略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制裁是分级进行的，在首次违约的时候会受到轻微的惩罚；如果再犯，则会受到较为严厉的惩罚；屡犯不改者则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依此类推。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正规市场和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冷酷策略将会被预期生效。冷酷策略包括永久制裁，而这是用来防止人们在短期内机会不时出现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必需的手段。但是，如果除了长期合作关系以外没有太多替代选择（正如在德丝塔的村庄中那样），那么社区合作式的安排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很高的价值。如果人们对未来合作收益的贴现率很低，采取冷酷策略就是一种不必要的行动了。出于这个原因，实际上采取的规范中包含了很多严厉程度低于冷酷策略的制裁。一次轻微的违约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违约者的过失，也可以被理解为“试水行为”（看看是否有别人在关注）。这正是为何分级制裁制度经常可见的原因。 接下来则是我们的一般性发现：如果人们对未来合作的收益足够看重的话，社会行为规范就可以起到维持合作关系的作用。可以预料，具体的条款和条件将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这种合作关系是共同强制执行的，而不是外部强制执行的。 然而，这里却有一条坏消息：即使人们对未来合作的收益相当看重，他们仍然有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合作。如果想知道原因，就来设想一下每一方都相信所有其他各方都会违背协议的情况。这样一来，立即违背协议就成了最符合各方利益的选择——这意味着不会有合作出现。即使在我们的数字案例中r小于25%，相当于不合作的行为仍然是一个纳什均衡：A不会将价值4000美元的原材料预付给B，因为他知道B不会为他工作；B也会拒绝合作，因为担心A不会按照承诺与她收益共享；假设A的确不打算在她生产出这些产品之后，与她共享8000美元的收益，那么这样的担心是很合理的；如此等等。未能达成合作的原因有可能仅仅是出于这一对略显不幸的、自我强化的信任，别无其他。毫无疑问，是这种共同的怀疑搅黄了合作，但这种怀疑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简单说来，即使存在能够让人们合作的合适的制度，人们也不一定就会这样做。他们是否合作，所依赖的除了相互信任，别无其他。我在多年前就知道了这个结论，但仍旧发现，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令人惊讶而忐忑的事实。 如果r大于25%的话，双方还会形成合作关系吗？答案是“否”。因为冷酷策略是彻头彻尾地非宽恕性的，没有其他一种规则会对一次轻微的违约行为加以更严厉的制裁。如果B采取冷酷策略，那么A所面对的违约诱惑要比在B采取其他行为规则的情况下小得多。这就是说，当r超过25%时，没有一种行为规则能够维持这种合作关系。对冷酷策略的研究用处很大，因为它在很多案例中（比如现在这个案例）都使得我们能够确定可能达成合作的最大的r值。 现在我们手里有了一样工具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社区是如何从合作转向不合作的。生态压力——例如，由于人口增长和长期干旱所引起的——往往导致人们为了土地和自然资源而争得不可开交（第七章）。政治上的不稳定——内战是它的极端情形——也会使A和B共同担心A的资本资源会被损毁或充公。此时，A会将在与B合作中所获得的未来收益的贴现率提高。类似地，如果这两个人担心，他们的政府正在为了加强其自身的权威性而偏向于消灭社区合作制度，那么r值也会变大。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如果r超过了25%，这种合作关系将分崩离析。数学家们将这个转变点称为分歧点。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引爆点。只有当人们有理由来重视未来合作所带来的收益时，社会规范才会生效。 当前的很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观察到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动乱地区，当地的制度正在趋于崩溃。曾经的公社管理制度一度保护着撒哈拉地区的森林免遭不可持续的利用，但这一制度已经被急于在农村人口中树立威信的政府破坏掉了。萨赫勒地区的官员们在林业学方面并没有什么专长，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监督谁从森林里面拿走了什么。这些官员们很多都腐化堕落了。乡村社区无法完成从公社治理到法律治理的转变：前者已经遭到破坏，而后者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两者的缺失对于将其生活构建在森林和林地周围的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祥的是，国家政权能够通过微妙的途径，把一种共同信任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共同失信的状态。我们关于A和B之间的合作关系的模型业已证明了：当r值低于25%时，合作与不合作都是一种均衡结果。因此，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完全可能仅仅是因为信任上的改变而从合作转向不合作。这种转变可能与任何可观察到的情形变化毫无关系，行为上的全部变化有可能都是在人们的头脑中被触发的。这种转变可能是突然地、毫无预料地发生的，这正是它不仅无法预料，而且会导致惊讶和失望的原因。原本早晨起床时还是朋友的人们，到了中午可能就会彼此交战。当然，在实际中，还是能够发现蛛丝马迹。流言蜚语和虚假宣传使得人们的信任发生了转变，它们将原本人们互相信任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与此相反的社会。 相反的转变也可能发生，但它所花的时间就要长一些了。重建一个曾被内战蹂躏的社区，就涉及信任的建立。相比起合作，不合作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协调要少一些。不合作，经常意味着退出合作。为了重新合作，人们不仅必须相信彼此都会合作，而且必须在一种所有人都理解的社会规范上进行协调。这正是为什么毁掉一个社会比建立一个社会要容易得多。 怎样才能把合作的增加或减少，用宏观经济数据表示出来呢？我们的数字案例抓住了其中显著的一点。合作的增加，会使得更加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得以出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在合作的前提下，A的流动资本能够被更好地加以利用，B的劳动力也是如此。现在来考虑一下两个在各方面完全一样的社区，唯一的不同在于：在一个社区中，人们最终在互相信任的某一点达到均衡；而在另一个社区中，人们最终在互不信任的某一点达到均衡。这两个经济体的区别将会被体现在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人们互相信任的社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而人们互不信任的那一个的则较低。其他条件相同时，前一个经济体中的人们享受着更高的收入，因此有能力把更多的收入分配到资产累积上去。因此这里的GDP增长率要更高。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互相信任可以被解释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