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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生活在贝基世界里的人比生活在德丝塔世界里的人富裕那么多？下面是一些不言自明的特征。富裕国家的人们拥有更先进的工作设备（电钻比铁镐更加强大，拖拉机比起犁来具有明显优势，现代医学比传统疗法更加有效）。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说法：在贝基的世界里，物质资本（更准确地说，制造资本）的积累对人们能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可能就是我为了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在今天如何结合时，而在引言里提到过的“因素X”。 也有人已经注意到了，富裕国家的人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能够去应用知识来生产产品，而这对于那些高文盲率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衡量教育的粗略指标是成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比率。现在这个指标在富裕国家已经超过95％，而在贫穷国家只有58％（表1）。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贫穷国家也比在富裕国家要严重得多。贫穷国家成年妇女识字率是48%，而在富裕世界中，相应的比率和成年男子识字率相差无几，也在95%以上（表1）。 表1 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05年） 和教育密切相关的则是健康状况。现在，在富裕国家中，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78岁，而在贫穷国家里仅为58岁。每年在贫穷国家，每1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里，大约有120名会死亡；而在富裕国家，相应的数字仅为7名（表1）。 与此相关，干净的水源和良好的卫生条件也是富裕国家死亡率大幅降低的原因之一。贫穷国家里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饱受营养不良的困扰，而在富裕国家相应的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营养不良和体弱多病又继续恶性循环，食物匮乏和死亡率同时增加。有证据表明，童年早期的营养不良将影响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综上所述，相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富裕国家里的人们有能力承担更高质量的工作，并工作更长时间。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一起构成了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在其具有先驱意义的文献中揭示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已经成为现代贝基世界的人们享有高质量生活背后的重要因素。这个可以作为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因素Y”。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把新理念的产生看作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因素。他们提出，富裕国家之所以变得富裕，是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仅仅将新理念用于新产品（印刷机、蒸汽机、电力、化学产品、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而且也在成功地运用这些理念，以更低廉的成本生产传统产品（运输、采矿）。显然，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经济动力。仅仅靠初级和中级教育是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的。一个高等教育水平偏低的国家，无法拥有能够胜任高端先进技术工作的人力。时至今日，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同样也没有能力去取得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这些理念，可以作为我在引言中所提到的“因素Z”。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本不该存在如此多争论的话题：人口增长。即使仅凭直觉，我们也知道，如果人口增长很快，那么为了保持生活水平，资本的增长率也要很高才行。如果两个国家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愿望相同，而且人口的增长并不能使得积累资本的成本降低，那么人口增长较为缓慢的那个国家将被认为在长期内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贫穷世界中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4%，而富裕世界中相对应的数字只有大约0.8%（表1）。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人口统计学者目前一致认为，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在近年内正在经历着实际人均GDP的缓慢增长。稍后，在这本书中我们会注意到，在今天的贫穷国家中，人口的高增长还给其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给农村居民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不仅仅受到人口净繁衍的影响，还受到净入境移民和年龄分布的影响。为了单独分析人口的净繁衍，通常的做法是采用生育率（更准确地说是总生育率，TFR）这一指标，这是一位妇女在一生中预期的存活育儿总数。假设每对父母都期望有一定数目的成活子女，那么，一旦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生育率也理应随之降低。但令人口学家困惑不解的是，贫穷世界中生育率的下降为何会比他们所预期的要慢。目前所知的西北欧（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第一次生育率的下降，发生在17世纪。当时这一数字从7下降到4（第六章）。目前富裕世界的生育率在1.8（低于2.1——位于2.1时，人口数量会长期趋于稳定），而在贫穷世界中这个数字是3.7（表1）。 尽管儿童死亡率有显著下降，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生育率仍然位于6至8之间。我们理应问一问是否有一种对抗力量存在，使得这一地区的生育率居高不下。我们理应问一问，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是否已经成为其近40年来经济状况恶劣的一个因素。在第六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探究这个问题，但高生育率对妇女状况的一个潜在的影响已经不言自明了。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延长哺乳期是一个用来控制受孕的传统方法。在喀拉哈里沙漠生活的“昆山”游牧部落中，幼儿的哺乳期会持续到4岁才结束。即使我们忽略这些极端情形，一次成功的生育也要包括两年的孕期和哺乳期。这就意味着，在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45岁，而生育率是8的这样一个社会中，女孩们可以预料到自己要把生育期（例如，15至45岁）的一多半都花在怀孕和抚育婴儿上面。在这种情况下，像德丝塔的母亲一样的妇女们除了以种地为生以外，根本无法去从事其他的雇佣劳动了。 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声称，在经济增长背后，只有一种驱动力。所有人似乎都一致认为，制造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新兴科学技术理念的生产、流通和应用互相配合，每个因素都对其他因素的贡献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当代世界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制造资本产品的积累会使实际GDP获得提高。这会让各个社会拨出更多的收入用于人们的教育和健康事业，从而使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会使GDP进一步增长，而较低的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通常会使人口增长放缓。总的来说，这些将会使社会能够拨出更多的收入来创造新兴的理念。这将提高制造资本的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制造资本的积累，这是一个通往繁荣的良性循环。它的反面，自然就是通往贫困的恶性循环了。当今，贫穷世界和富裕世界的两极分化，正是这两种变动的具体表现。经济学家们用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来描述两极分化（我们中的一些人将恶性循环说成是贫困陷阱）；数学家们则说，贫穷和富裕这两个世界在两个不同的吸引域里面。 找出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件大有可能的事情。无疑，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代，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但就在50年以前，罗伯特-索洛提出了该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将一国经济的实际GDP中有记录的变化分解为可测量的来源。与我在引言中所描述的关于国家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形成对比，这里的想法则是要在某一国的范围内和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去测度X、Y、Z的变化，并在同样的时间范围内估计这些变化在实际GDP的增长中所起作用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假设在一段时间之内某国家的实际GDP有所增长，索洛和他的后来者演示了如何将这种增长归因于劳动力参与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从事有酬劳动的女性就业的增加）、人力技术和制造资本的积累、机器设备质量的改进，等等。现在假设，当我们把这些生产因素所带来的贡献进行加总时，我们发现，这个总和达不到GDP的增长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把这种差异解释为，在这个经济体中资本的总生产率提高了。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即使这些生产要素（例如机器设备和技术）的数量保持不变，现在也可以比过去有更多的产出。这是一种正式的方法，它承认生产产品的效率有了总体上的提高。经济学家们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这种提高。 后面的这部分增长是从何而来的呢？当人们获得知识并加以利用的时候，或者当人们更好地利用已有知识的时候，它就产生了。这正是为何经济学家经常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称为技术进步的原因。但经济中还存在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也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例如制度运行方面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许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某个观点，但它却很好地反映了GDP增长中未被解释的那一部分。在经济学文献中，这个概念也就被沿用至今。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富裕世界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明显的增长。例如，有人估计，1970年到2000年之间，英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0.7%。经济学家们还估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一些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间内稍微有所下降。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先来说说英国的例子。该国的实际GDP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这种增长中有大约29%（也就是0.7/2.4）可以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2.4%的增长率，2000年的实际GDP比1970年的实际GDP翻了一番。这种增长中，几乎有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此形成对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一些经济体，其全要素生产率在同一时期却下降了，它们在使用机器设备、技术、工时等生产要素时，效率变得更加低下。很难相信，这些国家中的人竟然在系统性地“忘记”他们曾经懂得的技术知识。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一定是当地制度日趋恶化的结果，而内战和治理不当则加剧了这一恶化过程。 这些统计数据引起了困惑。当今的贫穷国家大多位于热带，而富裕国家大多位于温带。无疑，热带地区是很多疾病繁衍的温床，但它同时也拥有巨大数量的自然资源（木材、矿产，还有适合种植香料、纤维、咖啡和茶叶的环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目前的富裕国家正是在进口这些资源和产品，用来为工厂和工场提供动力，并使得国民的一日三餐令人愉悦。它们不断积累机器设备、人力资本，并创造了科学技术知识。为什么贫穷世界并没有好好利用它的资源禀赋，以同样的方式丰富自己的生活呢？ 殖民，是一个可能的答案。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从16世纪开始，欧洲列强们就已经开始从殖民地掠取自然资源，包括廉价的（实际就是奴隶）劳动力，但却将这些收益投资于国内。当然，人们应该问问为什么欧洲人最终成功地将热带地区变成了殖民地，为什么殖民化的方向不是反过来的。前面讲过，贾尔德-戴蒙德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前殖民地中的很多最著名地区目前都已经政治上独立好几十年了。在这些年中，富裕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一再增长。然而，除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几个特例以外，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不是一如既往地贫穷，就是比以前更加贫穷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