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济学——前言

为经济学写一本简介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难的事情。说它容易，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人人都可称得上是经济学家。例如，我们用不着别人来教给我们什么是价格——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它。专家们或许需要解释，银行为什么要为储蓄存款提供利息，“风险厌恶”为什么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我们衡量财富的方法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衡量财富这件事的原本意义，但是所有这些其实我们都并不陌生。因为经济学与我们密切相关，当我们觉得事情不对头的时候，也会对于怎么把事情弄好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会强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会决定我们的政治立场，而我们的政治立场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学。我们并不会在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时候怀有疑虑。因此即便当我们试图揭示经济世界的形成途径的时候，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原因也是一块“绊脚石”。但由于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途径有关（它是一门尽可能以证据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丝毫不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人们在经济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最终常常是与他们对“事实”的理解有关，而与他们持有的“价值观”无关。因此为经济学写一本简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起初，当我为撰写这本书草拟计划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要为读者们展示一幅经济学的“概观”，就像顶尖的经济学期刊和教科书那样。但是，即使经济学的分析和实证核心在近几十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稳固，我面对那些教科书上给出的供讨论的话题（贫困地区的农村生活根本未被提到，而这是大约25亿人的经济生活），以及那些在顶尖经济学期刊上被作为重点的题目（大自然很少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出现），却丝毫没有感到轻松。我同时完全理解了这件事情——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求我为经济学写出一本非常简短的介绍，而有的经济学教科书篇幅在1000页以上！我头脑中冒出一个念头：我应该放弃我原先的计划，转而描述我们经济学家为了理解我们周围这个社会性的世界而采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将这种逻辑推理方法运用到我们人类当今所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要的问题中去。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只有将这部著作围绕我两位虚构的孙辈——贝基和德丝塔——来展开，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贝基和德丝塔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由于她们都是我的孙辈，我相信我能够理解她们的生活。更加重要的是，是经济学帮助我理解她们的。 这里提出的观点已经在我的著作《贫富论》（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3）中形成并得到探索。在那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经济学在不断地驱动着我的道德观念，而反过来我的道德观念又激活了我的政治立场。由于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因果链条，因此之前的那部著作要更加有技术性，更加“沉重”。自从它出版以来，理论和实证上的进步促使我目前更确定地坚持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与那时相比，我对事物的理解更深，这包括为什么我对很多事情还不理解。目前这部著作是我对前一部的自然拓展。在这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我从和以下诸位的通信和讨论中获益匪浅：肯尼斯-阿罗、格雷琛-德利、卡罗尔-达斯古普塔、保罗-埃尔利希、佩特拉-哲拉茨、劳伦斯-古尔德、提摩西-高尔斯、拉希德-哈桑、斯莉亚-艾尔、普拉米拉-克里施南、西蒙-莱温、卡尔-戈兰-马勒、埃里克-马斯金、普拉纳布-穆克帕德、凯文-芒福德、理查德-诺兰、塞拉-奥格尔维、克尔斯滕-奥尔森、阿拉克南达-帕特尔、萨布仁都-帕塔耐克、威廉-彼得森、哈米德-萨布里安、丹-施拉格、普里亚-施亚宋达、杰夫-文森特、马丁-维尔，以及嘉文-赖特。这一版本反映了下列人士对前一稿的意见：肯尼斯-阿罗、卡罗尔-达斯古普塔、杰弗瑞-哈科特、迈克-肖、罗伯特-索洛，以及希尔瓦娜-托马斯利。苏-皮尔金顿在这本书准备出版的过程中，从无数方面对我提供了帮助。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圣约翰学院 剑桥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