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家财富——7

约翰R26;斯图亚特R26;穆勒在1844年提出，左右跷跷板（包括劳方的需求）的关键是信贷的扩张。穆勒是一位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关于信贷的想法补充了19 世纪的最有影响力的两位经济学家——英国大卫R26;李嘉图和法国让R26;巴普蒂斯R26;萨伊——的思想。李嘉图和萨伊认为，生产不仅可以引领经济扩张，而且一个国家在有效利用资本的生产力方面也不存在实际的限制。穆勒则提出存在某种限制。他指出，如果生产商的周转资本出现收缩的话，生产就必然缩减，由此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和需求的普遍减少，从而导致价格下降。而给生产商的信贷进行扩充的话，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与亚当R26;斯密不同，穆勒与坎特伦一样强调货币的增加（以信贷的形式）会产生激励生产的作用，但作为一位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这种激励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坎特伦不同。 关于信贷的作用的问题，卡尔R26;马克思对李嘉图和萨伊的观点感到非常愤怒，对穆勒的看法也同样如此。在经济方面，他和穆勒有很多共同关心的课题。他们是什么庸医！是多么糟糕的学者！他们都在散布什么骗人的理论！马克思是需求学派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需求——在某种意义上他将其定义为大众的需求——是无限的，而正是对需求的无端限制制约了经济活动。李嘉图和萨伊都认为，资本的使用没有什么实际限制，穆勒也是如此。马克思则认为，并不是那些生产商需要资本来实现经济的扩张，而是普通大众。不是生产商缺乏资金，而是消费者和潜在的消费者缺乏资金，这才压制和破坏了经济发展。 马克思的逻辑是，既然物品和服务的总售价中包括了利润的部分，那么总体来说，生产出商品和服务的工人仅仅依靠工资就不能买下他们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这就必将导致生产过剩，继而导致价格和就业的崩溃。他认为，工资和产品售价之间这种内在的不协调会产生需求缺口，从而制造失业和价格崩溃的周期性循环危机。不久之后，资本主义将面临一次最后的不可逾越的危机，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将取消私人利润，从而消灭需求缺口。 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争议很复杂。如同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利润不会从经济生活中蒸发掉。一部分利润会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特别是奢侈品，这些他都注意到了。而另一部分利润会用于购买资本品，譬如工具、运输、土地拆迁等。像工资一样，利润的这些用途显然也会带来需求，那么，致命的需求缺口怎么可能出现呢？ 萨贝尔接着说，这类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来源于：它们对技术的灵活应用，它们和同一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其他类似的小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尤其是有不同专长的员工之间存在良好的合作。这些企业的经营果断迅速，对概念的理解和执行很快，对抽象知识和实用知识都善于吸收。而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在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上还能保持那种灵活性的可谓凤毛麟角。 萨贝尔认为，这些企业的案例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这预示着市场、技术和产业组织都需要重新进行定义，美国正在讨论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议题就是证据。 萨贝尔在这些紧密合作的共生企业网身上看到的活力和奇迹以及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实早已存在于创造型城市当中，这种“全新的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萨贝尔观察到的事实是，小企业的共生与合作、频繁的辞职创业、灵活性、节约、效率和适应能力等。只有城市及其周围的腹地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和其他一些要素，从而成功地开展大规模的进口替代生产。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城市所替代的进口产品大多数是原来在其他城市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但也有例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替代原来的农产品，例如，有了城市生产的机械制冷设备以后，就不需要采集天然冰了；有了城市生产的人造纤维后，棉花、亚麻、丝绸和皮毛便被替代；象牙和玳瑁也被塑料制品取代。毫无疑问，随着这些城市的创造性进口替代过程的继续，将会有更多这种替代过程的出现，例如化石燃料的替代目前已经露出苗头，在日本的各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住宅正在成功地利用太阳能来取暖加热。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进口替代过程在经济上并不总是那么耀眼。替代过程一开始往往很平常、很琐碎，许多时候则是完全的模仿。然而这些行动累加起来却构成了强大的经济推动力，让MIT的萨贝尔教授惊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任何一个人类聚居地，如果善于进行进口替代，就必然发展成一座城市。任何一座城市，如果年复一年地继续进口替代，这个爆炸性的阶段性过程就会使它保持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出口产业。为什么说进口替代会出现“爆炸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呢？在实际生活中，每当进口替代大量出现的时候，由于产业链带来的连锁影响，就肯定会有爆炸性的阶段出现。这个过程会自我加速，一旦进入正轨之后，就不会轻易停下来，直到某个城市的所有在经济上值得进行本地生产的物品都完成替代为止。我在稍早前出版的一本书《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1里较为详细地描述过这种连锁反应的过程、成因及触发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某个产品的替代过程启动后，自然会带动其他产品的替代。而在爆炸性的替代阶段告一段落以后，一个城市还需要给未来的替代生产积累新的资金，准备迎接下一波的连锁替代生产。这样的过程会极大地扩展城市经济的规模，并增加其复杂程度，导致城市实现跨越式的扩张，而不是采取均匀的、平稳的模式。然而，城市的扩展并非都是净增长。特别是在规模已经很大的城市里，在进口替代发展的同时，一些老旧的职业也在被逐渐淘汰。城市的老旧职业总是在流失，有时候是因为原来购买它的产品的其他城市有了自己的进口替代能力，甚至成为竞争对手；有时候是因为成熟的企业在这座城市培育、成长起来之后，把工厂迁到了较远的地方（如皮肯斯郡）；有时候是因为老的企业和老的职业过时了，等等。 当灾难在1959年再次发生以后，政府拨付了帮助当地恢复经济的赈济款，动员设备和劳力迅速恢复田地。接着又来了更多的款项，用于改善混凝土河堤和清理河床。跟着是挖掘砾石，它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通过挖掘使河床下降，预防洪水；另外还可以提供混凝土所需要的砂石——很大部分卖给了东京的建筑商。这是城市为自己腹地的商品提供市场的另一个表现。当多尔于1975年重访蓧原时，成列的卡车还在运输砾石，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因为这些改善工程，蓧原人在回溯过去时反而将1959年的台风看成从天而降的最大的好运，这些项目靠蓧原自身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可能想将蓧原的复苏归功于当地人的勤劳、才干和机智。但复苏之后的蓧原人首先承认，他们的先人比自己其实更勤奋。至于机智，以前的蓧原人用秸秆做避雨斗篷时会比今天去商店买雨具更需要。鉴于他们可以用的材料非常有限，以前的蓧原人的聪明程度简直可以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们的后代和自己是同样的人——有些老年人甚至就是同样的个体延续到现代而已。变化的不是他们作为人类的本性，而是城市的市场、工作、技术、产业移植和资金，这些因素共同对蓧原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变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术语来解释。 我的故乡多伦多的城市腹地比东京要小得多，经济上也没有那样的活力，没有那么稠密，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家庭把农业和其他职业结合起来。不过，多伦多腹地的镇子和乡村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乡村和工业的混合体的特征。在1950年到1971年之间，多伦多开始大量替代以前的进口产品（可惜与东京不同，这里的替代缺乏创意，主要是吸引外面的企业来当地建立分支工厂，生产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有大约2 000家生产企业搬出城市中心，其中少数几家搬到很远的地方，大多数只是迁到多伦多近郊，也有不少搬到郊区以外，但仍然处于多伦多的腹地——迁出足够远，以便得到便宜的土地，不过仍可以与城市保持足够的联系，靠近货物与服务的供应商，靠近城市和城市腹地的的市场。 与蓧原一样，来自多伦多腹地的乡村（号称“金马蹄地区”，Golden Horseshoe）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劳动市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多伦多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在多伦多市中心，每个星期六早晨人们可以到一个很棒的大型农产品市场去购物。过去这个市场是在户外，出售的产品就堆放在农夫的卡车后面。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交易的规模和繁忙程度表明，需要修建一个全天候的正规场所。当然，虽然如今的这个市场已经很繁忙、很庞大，但在整个多伦多购买的全部食品和其他乡村商品中，乃自在城市从自己腹地购买的全部物品中，都只是沧海一粟。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和日本同样的特点：一个城市从自己腹地购买的农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样化，而当地为更遥远的市场提供的经济作物的品种则少得多。比如，多伦多城市腹地的苹果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在本地区和其他地方都有市场。然而，多伦多供应给其他地区的苹果的种类屈指可数：McIntosh、Delicious、Golden Delicious、Spies、Cortlands、Russets和Spartans。而在多伦多当地的集市上，我们却能发现许多很少外销的品种：Wealthies、Baxters、Snows、Lobo、Melbas、Humes、Wolf Rivers、Ida Reds、Pola Reds、Tydeman Reds、Blenheim Orange、Orange Pippins、Empires、St. Lawrence、Cravens、Lady、Dutchess、Delaware、Transparents、Gravensteins、Sweets、Tolmans、Mutsu等。同样的现象在多伦多地区那些较小的城市，在汉密尔顿，基切纳和沃特鲁也都存在。没有这些位于当地的城市市场，那么多品种的苹果不可能找到足够大的市场。 狭隘而脆弱的供应基地经济模式除了会遇到上述各种危险以外，还将受陷入所谓的“相对贫穷”（comparative poverty）。随着时间的流逝，远方的城市经济和生产会逐渐得到发展，供应基地需要进口的产品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和昂贵。某个供应基地的农产品或原材料出口在以前足以购买钢锭、马具和装饰用的栏杆，但等到人们必须购买打印机、卡车和电梯时，这些出口收入就显得不够了。此种类型的相对贫穷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渗透到了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所有那些老供应基地。 人们经常把供应地经济说成是殖民地经济。这种称呼是有事实支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确经常把它们征服的地方变成自己的供应基地，甚至会阻挠被征服地区提供当地人和当地生产需要的产品，以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自己的市场，为母国的城市生产服务。弗朗西斯R26;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在《湖上的火焰》（Fire in the Lake）一书中描述了法国对印度支那半岛的经济影响，这虽然不是个太可怕的例子，但还是可以为我们以上的论述提高有利的佐证： 法国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将一个服务于越南农民和地主的自给自足的实体经济转变为能给国际市场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体。根据这个国家特定的地理状况，法国企业的主要业务包括：兴建大型种植园，开发矿产，挖掘富饶的煤矿、锌矿、镍矿等等……为了鼓励和支持来自法国的殖民者和企业家，法国政府修筑了公路、运河和铁路，把越南内地和出海口连成一体。这些公共设施在当时几乎都是为法国人的利益服务的，然而修建它们所耗费的资金却主要来自法国官员们从越南农民那里征收的更多的税金。 弗朗西斯继续指出，当地的税收采取了法国大都市流行的方式，用现金而不是实物缴纳。法国殖民政府还垄断了火柴、酒和鸦片的贸易，把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了以前的六倍。价格的上涨和税负的剧增，导致赤贫的人口大量增加，于是就给种植园和矿山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 当加拿大的供应基地的工人们偶尔发出抱怨，说自己被封闭在了单一的殖民地经济里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像越南农民那样收到了剥削，需要给公共设施提供资金，来向外运输镍矿、纸张、小麦、木材、冻鱼肉和鱼肥。在加拿大，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通常是由来自各城市的税收支持的，也有部分来自那些开采资源的企业的利润。还有，工人们的牢骚并不表示他们希望矿山迅速倒闭、远方的市场蒸发。恰恰相反，在那些抱怨经济“殖民主义”的工人们的心里，市场的消失和矿山的倒闭其实是最恐怖的场景。 如果宽泛地把所有的供应基地的经济模式都称作“殖民地经济”（colonial economy），恐怕会给人过分乐观的错觉。因为从相反的逻辑来解释，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把来自外国的统治者统统赶走，那么原来的发展迟缓、品种单一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彻底改变，很快变得成熟和发达起来，能够为本国和别人生产丰富多样的产品。当然，把外国的统治或影响赶走可以有各种充分的理由：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感情的理由都有，有时候也包括经济方面的考虑。但现在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供应基地在经济上的贫乏和脆弱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不像“殖民地”这个称呼所表示的那样能轻易地得到改变。例如，菲德尔R26;卡斯特罗可以比较快地消除美国对古巴的政治影响，但他并没有迅速使古巴摆脱对糖业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