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家财富——6

亚当R26;斯密没有追寻坎特伦的思想，他在坎特伦提出需求引发经济扩张的理论过去45年后发表了自己的著述。斯密是一位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将经济扩张归因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而需求的增加只是其副产品和结果。但不同于之后的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斯密不认为价格的上涨会必然带来失业的减少，反之亦然；他也不认为货币数量是影响生产衰退或促进生产扩张的因素。 斯密将普遍的价格上涨归因于统治者用贱金属掺杂在铸币中，特别是他们想给对外战争提供经费时。此外，投入流通的黄金和白银数量的陡然增加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因而，他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由于政府启动印钞机造成的。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名义价格”在表面上脱离了商品与服务的“真实价格”。而真实价格就像真正的财富一样，应该追溯到劳动。他说，从各个角度和包括资本的所有变体来看，财富都是由辛苦、繁杂的劳动得来的。因此，劳动是一切事物的代价，决定了真实价格的高低，“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衡量手段”。 当然，斯密说，劳动的货币价值由于生产者和商家的需求也会出现波动。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地方——失业率低——尽管雇主试图联合阻拦，薪水也会上涨。相反，劳动力富余的地方——失业率高——薪水则会下降。但斯密却痛苦地争辩说，以上的描述不包含价格上涨的普遍情况。他将这种普遍性确定为全国范围，而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出现的薪水变化则是地方性的。他举例说，英格兰的薪水高，而苏格兰的薪水低，而二者都在同一个国家——英国，并且都面临同样的普遍价格上升的情况。总之，斯密不仅没有说普遍的价格水平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他甚至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 然而，只需对斯密所坚持的工资水平的地方性特征打个折扣，我们就可以得到导致通货膨胀的劳动成本理论。如果所有的成本真的都来自于劳动力的成本，并在真实失业率下降时，薪水会自然提高，那么接下来的逻辑就会显得顺理成章：首先是对劳动力的旺盛的需求，然后薪水上涨，于是所有的成本提高，因此所有的价格出现上涨。这看起来至少在理论上也构成了对上面的跷跷板式的反向运动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劳动力需求低，薪水减少，成本降低，于是价格下降。 劳动成本理论的简洁朴素颇具吸引力，也许正因为如此而受到了广泛欢迎。但这个理论又过于简单了，以致留下了太多未能充分解释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的需求会随时发生变化。而这是从坎特伦以来的研究价格－失业关系的理论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一缺失的部分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影响跷跷板运动的决定性力量，那么一旦这种需求的变化被人们忽略，我们就不免陷入迷茫。 与劳动成本理论相似或者有关的其他猜想，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成本推动理论——成本提高，价格上涨，于是，薪水必然增加；导致成本进一步提高，价格进一步上涨，薪水进一步增加……等等。这似乎能够合理地解释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呈现螺旋式的发展，但是它们与简洁朴素的劳动成本理论存在同样的致命缺陷。 城市生产的出口物品——用以支付进口的费用——帮助它们完成了替换进口的过程。比如，出口电镀餐具的企业也有能力给金属桌椅进行电镀，因此可以在家具进口替代方面发挥作用。更好的一个例子则是，工人们能够离开原来的企业，利用原来的技能去为第二家企业服务。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继续为餐具公司工作，而是为一个进口替代型的家具企业工作。我说后一个例子“更好”，是因为现在这里有了两家企业，而不是一家，它们都在帮助或主导替代进口的过程。 如同格拉迪所处的时代和其他时期一样，如今的进口替代依然是主要发生在城市的现象，这背后有若干原因。首先，进口替代不可能在一个经济、技术、灵活程度不足的地区进行，除非一个地区的产品已经足够多样化，具有生产新增产品的必要基础。城市通常会很快具备那种多样性，部分原因是它们已经存在某些出口企业（而且行业足够多样），部分原因是它们以前的替代进口工作取得过成功，还有，他们的生产商之间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其次，城市的市场——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同时具有多样性和集中性的特点。与郊区、乡镇和小市镇相比，城市有更大的可能承担某些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之前的进口产品刚刚在当地投入生产的时候。 经济发展有赖于改革创新，经济的扩张则是替代进口的结果。这两样主宰经济的进程紧密相关，都是城市经济的功能，并且成功的替代进口进程通常会涉及设计、原料或者生产方式的调整，这些都要求创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即时调整（improvising），特别是生产商需要的货物和服务。 1982年，MIT的社会学家查尔斯R26;萨贝尔（Charles F. Sabel）描述说，在那之前的10年间，在意大利北部那些小型工业城市，从博洛尼亚到威尼斯，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小型企业”的繁荣。他例举了各种如同家常便饭般的即时调整和改革：为大企业生产传动系统的小企业修改了设计，以满足一家小型的高质量播种机生产商的要求。生产常规的自动打包机的企业，设计了适应特殊装配线的设备。将一种用模具制造塑料产品的机器进行改装，以便灌注另外一种更便宜的塑料。水泵要进行改动，以适应农业机械的要求。标准织布机或布料切口器要进行调整，以高效地加工高品质纤维。 萨贝尔为这些充满创新性的成功企业的规模之小感到惊讶，大多数企业的员工人数在5～50人之间，少数几家有100人，达到250人以上的非常少。它们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涉及纺织业、自动化机械、机床、汽车、公共汽车和农业设备等行业的每个生产环节。还有，这些企业在陶器、鞋类、塑料制品、摩托车、剪毛机、金属切割机、制陶设备等产品的生产上也非常成熟，质量极高。他报告说，老企业的员工在离开后很容易自己组建新的企业。这里并没有像人们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以大型组织内部的协作为主，而是通过众多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实现了令人惊讶的规模经济。 在不知不觉之中，新经济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就像那位喜欢研究大自然的男人那样。而他们在过去一定会陷入贫困、壮志难酬的窘境。比如，这个村子和当地的神道教寺庙以及几位无暇照顾自己林场的主人合作，雇用了一个工人，让他从事这里以前从没有过的职业：森林看护人。此人是当地一很不成功的家庭的最后的成员，他们历来都一事无成，但这个人后来却成为一个成功的森林守护者。还有一个被多尔称为“夸夸其谈的恶棍”的人，后来成了村里的中介人和调解人。实际上，对他的服务的需求在逐渐下降，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邻里之间的矛盾减少了，部分原因是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部分原因是大家在致富以后对别人的态度也可以更慷慨一些。虽然这位调解人的工作量减少了，收入却未见缩水，因为他的雇主们对他的调节服务也变得更慷慨了。有位年轻的妇女除了看护孩子、逗孩子玩以外，什么也不用做。另外一些年轻妇女可能还没有条件效仿她，而年龄更大点的妇女无疑都感到很嫉妒，因为她们在做年轻妈妈时家里家外的事情可是忙个不停。如今没有人天天去森林里做采集了，那里几乎成了看护人的私有财产，树木变得更家繁茂葱郁，熊和野猪又回到了森林，新经济给野生动物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到1975年，在全村的总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所占的比重还不到一半。但这不是因为农业的绝对收入有下降，相反倒是增加了。 当以上的所有变化正在发生时，第五种力量——资金——也开始发挥作用。多尔说，在这里，镇里的政务主要是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和灌溉沟渠，以及为这些项目争取中央政府补助——那可是一门“柔和的艺术”（gentle art）。总的来说，公共开支的15%由镇里自己支付，40%由县和国家财政中用于一般性公共开支的日常部分支付，其他45%来自有特殊用途的专项补贴。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的其他主要资金还包括：由“某工厂”支付的土地款，由政府拨付的稻米价格补贴——最终也是由城市的消费者支付。 在各种专项补贴中，蓧原受益最多的是由于1959年台风和水灾而得到的那笔。1814年编撰的官方地名辞典曾这样描述当地那条从大山上奔流而下、穿过这个山谷的河流：“它是当地的巨大灾难，携带来如此多的沙子和石块，经常塞满所有的河道。由于河床不断升高，堤坝也不得不跟着增高，在一些地方，水平面比邻近的田地高出6～10英尺。不可避免的决堤时有发生，将大量的沙子和石块倾注到稻田里，需要数年工夫才能清走。”在蓧原，那样的灾难平均每代人都会遇到一次，这也是村子里的人有时会不顾一切地依赖“饥荒食品”度日的重要原因。 受经济竞争影响的政治安排同样能带来灾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西兰也逐渐失去外地的市场，其幅度就像乌拉圭二十几年前那样猛烈。到1980年，由于出口锐减，该国所能购买的进口产品只有1973年时的三分之二，新西兰全部农场的收入减少了40%，这可是全国经济的基础。虽然新西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那里人们却开始向海外移民，年复一年，总人口竟然日渐减少。新西兰有着漂亮的宣传口号：“世界上最高效的农场”。也许如此吧，正像乌拉圭也曾经可能是世界上最高效的牧场一样。 新的政治协议给乌拉圭和新西兰的经济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其背景是西欧、特别是法国的老农业供应基地面临的困境。虽然法国似乎有着大量的城市，但具有进口替换功能的城市并不多。在当代法国境内，只是一个真正的重要的城市腹地，那就是巴黎的周边。大多数的法国乡村都是发展滞后的供应基地。为了保护这些地方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农业供应基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府联合起来排斥外来的竞争，实施歧视性的政策。如果欧共体没有这么做，那就不得不比更多地给欧洲的农村地区提供补贴。要知道，农业补贴目前已经占了欧共体经济预算的四分之三。乌拉圭是欧共体为帮助自己的供应地和当地的民众而实施的关锐政策和市场协议的早期牺牲品，新西兰稍后一些才受到冲击，这是因为它主要的欧洲市场是英国，而英国直到1973年才参加欧共体。政治上的措施产生的这些影响告诉我们，有太多的供应基地在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而富有活力的城市和城市腹地却太少。 在美国，出口最多的农产品——也是出口最多的产品——现在是大豆和大豆制品，主要是面向庞大的日本城市及其腹地的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大豆生产商协会（National Soybean Processors’ Association）注意到，进口的棕榈油造成美国国内生产的植物油的消费量的下降，于是开始呼吁对来自马来西亚和非洲的棕榈油实施配额管理，而且，如果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用来自美国的贷款来帮助生产棕榈油，那就要冻结美国给该国的贷款。《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件事时评论道，“如果大豆生产商们那么担心外国棕榈油的威胁的话，他们应该仔细想想……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考虑将它们的出口产品多样化，下一个发展对象或许就是大豆……” 《华尔街日报》继续说，贫穷国家往往只依靠少数几种原材料的出口来挣外汇，以购买各种进口物资，因此，他们会很愿意把植物油制品增加到自己的出口清单中，不过“这样的逻辑并不受美国欢迎”。其实，这样的逻辑在美国很流行。这正是美国的棉花、玉米或小麦生产地的农民将大豆加入自己的生产清单时所考虑的道理。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供应基地之间的相似性，但偶尔碰到这样的例子的时候，这些地区的经济模式在本质上的相似之处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了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