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小结

我在这里不是提供一个具体的改革清单，而是提出一种关于改革方案的思考方式，这比华盛顿共识的任何变种更有启发性。我力图证明我所提出的这样的诊断方法是可行的，它有针对不同国家提出具体解决方法的优势，且具有对各个国家自身政治和行政约束的反应敏感的特点。这种方法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它使每个国家进行自己的诊断性分析。它告诫多边国际机构不要盲目强调一致，不要对政策空间过度挤压。即便当这种方法并未明确辨识何为那些是硬约束，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如何去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有用框架。 而且，这种诊断方法嵌入了各种现有的、主要的、关于增长的战略途径，它能够帮助我们明晰这些途径是在什么条件下互相作用的。因此，使外国援助大幅增加的措施会在储蓄制约型国家起到作用。在私人回报因为信息失灵和协调失败而过低的情况下，产业政策会发挥效力。如果贸易壁垒本身是造成企业活动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产生鸿沟的主要原因，降低贸易壁垒会产生效果。其他情况也以此类推。 最后，这种诊断方法有利于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作用：经济学家应该做权衡取舍的评估者而不是鼓吹者。著名的拉美经济学家卡罗斯·迪亚兹-亚历杭德罗曾经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来讽刺经济学家，说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影子价格却不知任何事物的实际价值。然而，本文提出的诊断方法会使经济学家的职业病成为美德：它要求经济学家评估（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子价格，而不做出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