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第三步：改革制度化

我在上面所描述的旨在确定制约发展的硬约束的诊断方法的本质是，这种硬约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学校教育可能在一个国家目前不是硬约束，但如果改革战略见效，投资和企业家创业精神被激发，教育就会成为硬约束，除非学校的数量和质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和提高。低效的司法目前可能成本不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复杂化，法律缺陷的问题会日益突出。金融中介未发展时，滞后的金融监管根本不是问题，但当经济腾飞时，它将会被证明是致命的。 在第二章，我们列举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这个国家通过一系列具体部门的改革，在旅游业和出口加工业上吸引了大量投资，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它忽略了保障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弹性的制度投资——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监管。当“9·11”事件使旅游人数大减，这个国家随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政府为处理银行部门的庞氏骗局和收拾残局，共耗费了GDP的20%，这个国家的经济从此急转直下。这证明微弱的制度基础已经无法适应经济体的成长。印度尼西亚也是同样的情况，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崩溃。中国同样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除非它致力于完善法律和增强民主参与。 保持经济增长比启动经济增长更加困难。2005年，我与豪斯曼、普里切特在关于增长加速的研究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研究中，我们发现，增长加速——我们的标准是持续8年以上经济超过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比较常见。平均而言，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10年里都有四分之一的增长提速机会。比较而言，持续增长却很少见。在我们提及的83个发生经济加速的经济体里，只有极少数的经济体持续地趋近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 持续增长需要什么？我将特别强调两种形式的改革。首先，要随时维持生产的动力。挖掘自然资源、服装出口、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发展。在出现多样化趋势的那些新的贸易领域中，政策要确保发展的动力能够持续。否则，增长会很快消退。东亚国家突出之处包括它们持续重视真实经济的需求、对技术适用与多样化的激励。市场没有必要能够自己产生这样的原动力，我们需要的是前瞻性的公共战略的支援。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领域是国内冲突管理制度的强化。最常见的增长衰退的原因在于无法应对外部的冲击——如贸易额下降和资金外流。要使经济拥有应对类似冲击的弹性，我们需要强化法律规则、巩固民主制度、建立参与机制、构筑社会安全网。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宏观经济和其他调节机制在面对不利冲击时就能平稳应对。否则，冲击将会带来分配危机与经济崩溃。关于这一点，比较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历很有教育意义。有关民主的重要性，我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