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第一步：发展诊断

华盛顿共识及其后来的演变，即第二代改革，之所以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致力解决那些可能制约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贫困的经济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们忍受着各式各样的苦恼：人力资本匮乏、资本和资源使用低效、制度落后、财政和货币政策动荡、对投资和采用新技术提供的私人激励不足、难以获得信贷资金、与世界市场隔绝等等。告诉它们必须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才能发展不过是同义反复，毫无裨益。假如非洲的乍得没有这些问题，它会同瑞典差不多，因而提出如何才能使一国摆脱贫困也将变的毫无必要。重要的是寻找那些能取得最大收益的领域进行改革，在那些领域先行突破。换言之，我们首先需要清楚哪些是制约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否则，我们就是只能用一种机枪扫射的方式：我们的改革针对尽可能多的潜在目标，希望最终能够解决一两个真正的问题。这就是“扩展的华盛顿共识”的做法。虽然从大的原则来看，改革细目表的上的任何政策建议都没有什么错，但是这就不能保证优先考虑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与之相反，一种成功的增长战略最先要做的就是确定最为重要的硬约束。 这可以做到吗？辨识最重要的硬约束可能吗？第二章的分析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但很有用的分类法入手。在一个低收入经济体里，经济活力至少受以下三个因素中某一因素的束缚：融资成本过高、经济回报（社会）过低及私人投入回报在社会回报中的份额过低。第一步诊断性分析旨在确定这三者中的哪个因素更确切地刻画了该经济体的约束。乍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幸运的是，有所作为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些病症每种都显示出不同的、可资诊断的信号，或是产生经济变量间不同类型的共振。比如，在一个受融资成本问题制约的经济体内，我们可以推断其真实利率必然攀高，借方追逐贷方，经常账户赤字达到国外借贷的许可上限，企业家满脑子充斥投资的念头。在这样的经济体内，外生性地增加可投资的基金——例如外援和国外汇款——会激励生产性投资和其他生产性经济活动而非消费和房地产投资。这样十分类似于巴西的情形。相比较而言，在低私人回报阻碍经济活动的经济体里，利率将会很低，银行渴望资金流动，贷方追逐借方，经常账户趋于平衡或出现剩余，企业家会更钟情于投资迈阿密或日内瓦而非本国。国外援助或汇款的增加将促进消费、房产经营或资本外逃。这是萨尔瓦多所出现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低的私人回报率确定为主要的问题所在，我们随即想探究其根源是低的社会收益还是收益的私人可占有性差。低的社会收益又可以归根于人力资本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地理条件恶劣等类似的原因。同样，我们要关注可资诊断的信号，如果人力资本（不论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还是疾病流行）是严重的制约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其教育的回报率和对技能的奖酬会比较高。如果基础设施落后是问题所在，我们就会看到运输和能源的瓶颈，私人公司将会参与到所需服务的提供等等。萨尔瓦多的情况是，这些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其制约因素为社会收益中私人份额较低。 收益的专属权或可占有性问题会在两种情况下显现出来。一种是与政策和制度环境有关：税率过高、产权保护不力、高通胀形成宏观层面风险、劳资纠纷弱化生产积极性等等。另一种可能性来自市场失灵，如市场本身无法解决技术的溢出性、协作失效以及经济的自我发现问题。通常我们要寻觅这些问题所发出的信号。有时，诊断分析会沿着某一条独特的道路进行，但这并不是因为发现了直接的根据，而是因为其他的道路被堵死了。在萨尔瓦多的例子中，我们总结出 “自我发现的缺乏是其发展的主要约束”这个结论，部分原因就在于并没有多少证据能够支持其他传统的解释。 这种分析还可以更进一步，而在现实中采用时，无疑还要考虑更多具体的细节。这里我想做的只是能够演示一种比传统的、缺乏诊断的方法更可行而且更有效的分析框架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