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制定增长战略的实用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的主要困境在于：虽然发展一直在进行，但是关于发展政策却停滞不前。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上亿人口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发展政策却没有实现其自身的目标承诺，这些政策历来被跨国机构、援助组织、北美学术机构和这些机构培养的专家所认同和推崇。因此，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趋势。 先从取得的成就谈起。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评估，2001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比20年前减少了4亿左右。不仅相对贫困率降低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更是显著减少。这些成就的取得可能要归功于那些原本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其中，中国和印度尤为突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速度让人惊叹，国家崛起的同时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事实上，仅仅中国本身就使全球的贫困人口减少了4亿，其他各国增减量大体可以相互抵消。在南亚，每日1美元生活水平以下的贫困人口略有减少，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则急剧增加。在拉丁美洲，贫困率基本不变，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 如第一章所讲述的那样，这些地区的表现差异与把宏观稳定、自由化、私有化作为衡量准绳的改革努力并不相称。那些表现出色的经济体已经与所谓可以指导经济改革成功的传统智慧产生对抗。中国和越南开始并没有进行所有权的改革，只是通过双轨制部分地扩展经济的自由空间，它们还保护本国利益不受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冲击。印度也是在近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才逐步进行改革。从任何传统的衡量结构变革的标准来看，这些经济体都本应是发展迟滞的。分析中国、越南、印度这些国家的政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它们现在陷入无底黑洞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我们似乎可以更有理由来解释其表现。 同时，满怀激情地、步调标准地进行着大规模结构改革的拉丁美洲，最终不仅比同期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更为缓慢，甚至比它们自己的历史水平还要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改革也许比拉丁美洲步履蹒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地区比其20世纪70年代拥有更稳定的物价，更开放的对外贸易，更少的国营色彩和更多市场化成分。尽管如此，非洲地区成功的例子依旧屈指可数，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彼此远离。很明显，改革的努力并没有直接指向公共健康、治理目标、应对资源配置的挑战。 我们找到各种辩解的理由来拒绝接受这些失败的重要意义，但这些理由都无法让人真正信服。一种解释认为，拉美和非洲的国家没有实施充分的改革。怎样才算“充分”，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拉美那些投入大量政治资本、追随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领导人而言，这种评价并不公平。这种解释的缺点很明显，早些时候，这些国家的短暂经济繁荣是被归功于改革的实施的。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早期阿根廷的情况，经济的蹿升被人们广泛归因于改革的成功而广为宣传。 第二种解释是现在还未到作评价的时候（我同事Ricardo Hausmann对此情形的讽刺），这种解释认为，改革的收益虽未充分体现，但只要我们不轻言放弃，最终必然获得成功。问题在于，这种判断与我们所熟知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完全矛盾。当合理的行动措施采取后，增长就会随即显现，没有理由让人相信改革的收益会姗姗来迟。第三种解释认为前两代的改革并不充分，采取更多的行动方可确保增长无忧。同样，这样的认识也与事实依据背离。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发展表现令人瞩目的国家并非是那些踌躇满志彻底改革（而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国家。第四种解释认为，这些改革国家的糟糕表现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原因，比如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全面放缓。这毫无说服力，那些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同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无论如何，经济趋同应该是差距缩小的函数——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普遍体现为收入水平的差异——在拉美和非洲，这种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要比70年代时更大。 最后，有人会认为我上面所进行的比较是错误的，他们认为那些表现出色的国家实际上恰恰遵循了惯常的发展建议。中国已经走向市场并试图将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印度已经实行自由化。这种解释认为，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其复杂政治允许前提下的最快速的改革，并且收获颇丰。问题在哪里呢？首先，这种思路忽略了这些国家成功背后的非传统因素（正如对韩国外向型的关注会使我们忽略其产业政策的积极使用）。中国并没有简单地进行自由化和开放，而是把市场和计划相互结合，它依靠乡镇企业而非私营企业，它试行经济特区而非全面贸易自由化。而且，这种解释思路暗示（有时很明显）：这些国家局部的、非传统的改革努力如果按已有教条做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例如，一种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关于印度的说法是，如果其政府改革更加全面、迅速，其发展的速度完全可以更快。问题在于，很难寻找到比印度改革更加全面、迅速而且发展更快的国家。 尽管如此，成功的非传统改革途径还是给了正统的改革步骤些许安慰，这表明，确实存在一些成功国家普遍遵循的大原则。所有表现优异的经济体都力图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它们不同程度地依靠市场力量并寻求融入世界经济；它们不同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产权且强调契约；它们保持社会团结、政治稳定的形象；它们保证其谨慎规章的各种标准要求，避免出现经济危机；它们保持生产的活力和经济的多样性；也许还存在其他类似的原则。注意，这些共同点只能是在一般性原则非常高的层次来表述，这种表述对操作层面并没有太多的规定。以融入世界经济的目标为例，如上总结中并没有详细提到哪种具体的政策可以最好地服务于这个目标。也许有人倾向于认为，那些较少束缚国外贸易和投资的政策是我们所需要的政策，但是证据表明，贸易与（或）资本账户放开与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些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中的国家（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一度高度保护本国市场，它们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了融合（前者实行出口补贴，后者创建经济特区）。这些共同的要素并没有形成唯一的、明确定义的政策建议。 从中可以推导出的一种可能的结论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来设计和推荐发展战略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基本上，怎么干都行，理应由充满想象力的政治家提出有效的对策。尽管事后经济学家可以使用各种工具来分析所采取的诸多政策的效果，但在事前，我们能提供的建议却是十分有限。 在提供政策咨询方面，我们可以比采用虚无主义态度做的更好些。如果说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失之于太过详细、明确，或者断定同样的政策可以在所有的国家都适用，那么政策的虚无主义者过于低估经济学推理的作用。在前面各章分析得基础上，我想建立一种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极端的关于发展战略的思考方式。它包括三个要素：（a）诊断分析；（b）政策设计；和（c）制度化。首先，我们需要进行诊断性分析以界定出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因素。其次，我们需要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以恰当地解决已经鉴别出来的制约因素问题。第三，我们需要将诊断分析的过程和政策反馈制度化，保证经济肌体的活力和增长的持续。我将在下文进一步论述这三个要素。